Cover 当个人潜能经由 AI 放大并获得国家政策支持，新一代“超级个体”应运而生。中国正押注于数百万超级个体所汇聚的能量，以此构建国家级的 AI 竞争力。
当个人潜能经由 AI 放大并获得国家政策支持，新一代“超级个体”应运而生。中国正押注于数百万超级个体所汇聚的能量，以此构建国家级的 AI 竞争力。
1 / 1
当个人潜能经由 AI 放大并获得国家政策支持，新一代“超级个体”应运而生。中国正押注于数百万超级个体所汇聚的能量，以此构建国家级的 AI 竞争力。
在杭州，Meta 前员工武培文（音译）经营着一家数字营销公司，服务于跨境电商企业。他每月的营收约为 200 万人民币，净利润率超过 65%。他表示，公司不招收一名员工，因为“超过 90% 的执行工作都交给了 AI 智能体”。他是中国数百万“一人企业”（One Person Company，简称 OPC）中的一员，这些企业正受到国家政策浪潮的有力支持。这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新型创业趋势，更是中国押注未来经济组织架构的战略布局。
Above 超精简企业时代：一人通过 AI 驱动，便能发挥如同完整企业的运作效能。（图片来源：Pexels）
超精简企业时代：一人通过 AI 驱动，便能发挥如同完整企业的运作效能。（图片来源：Pexels）
1 / 1
当国家机器全面启动 AI 布局
同样在杭州，一位 1997 年出生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利用 AI 为海外市场搭建了一条应用生产“流水线”，在 5 个月内发布了 120 多款应用，其中 90% 实现了付费用户转化；而 2024 年被裁员的 UI 设计师应俊九（音译），自学“Vibe Coding”后，独自开发并直接在 App Store 上架了应用。
这些“大赢家”是中国 1600 万 OPC 企业主中的一部分，他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政策浪潮中心。2025 年底，作为高科技制造中心的苏州宣布，计划到 2028 年建设 30 个 OPC 社区并孵化 1000 家一人企业。随后，连锁反应迅速蔓延：上海浦东新区为每家新 OPC 提供高达 30 万人民币的算力补贴；武汉则在三年内提供最高 20 万元的 50% 算力费用补助。截至 2026 年初，据阿里巴巴研究院院长袁媛表示，已有超过 20 个城市出台了 OPC 专项政策，形成了“多极共进”的态势。
为何政府下此重注？答案在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压力恰好在此模型上交汇。首先是 AI 竞速。新罕布什尔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数字经济的副教授张琳（音译）总结道：“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硅谷。当新技术出现时，整个行政体系都会被动员起来进行推广。”硅谷依赖风险投资，而中国则以政策和国家预算为支撑，沿用了曾经推动电子商务和电动汽车发展的“中央指导+地方竞争”模式。
第二大压力来自就业。布鲁金斯学会专注于中国技术发展的专家 Kyle Chan 认为，OPC 补贴是“一种以低成本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创新路径”。压力不断加剧：2026 年 8 月，中国城市 16 至 24 岁人口（不含在校生）的失业率达到 18.9%，创下一年内新高。加上“35 岁职场门槛”的偏见，对 90 后和 00 后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也正是 OPC 从业者的主要群体。
Above 2026 年 6 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一人企业经济展（OPCX），这是中国首个专注于 OPC 产业的盛会。
2026 年 6 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一人企业经济展（OPCX），这是中国首个专注于 OPC 产业的盛会。
1 / 1
第三大压力源于闲置资产。在经历了几年的投资与调控后，中国存留了大量空置的办公楼和数据中心。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许多设施因建设时缺乏精准需求评估，目前处于低效运营状态。此时，OPC 浪潮成为了一条出路，地方政府正将这些空间转型为免费的“孵化器”。
“企业”定义的重新书写
OPC 模式的新颖之处在于其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新增注册 OPC 近 732 万家，同比增长 42.3%，这部分归功于《中国公司法》的修订，取消了“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累计计算，OPC 总数已超过 1600 万家，占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除了规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李宁指出，传统个体工商户是“人停则业停”；自由职业者靠出卖时间和技能生活——两者皆为单兵作战。而 OPC 则不同：外表是一人，背后却是完整的资源外包网络——包括 AI 工具、平台、内容渠道、合作伙伴甚至供应链。这是一种极度精简且灵活的新型组织单位。
仅在阿里巴巴生态体系内，就已部署了约 10 个 OPC 创意空间，服务于 1000 多支创业团队（80% 为 3 人以下），续租率高达 70-80%，且已有 50 多支团队成功“成长”并迁至独立办公室——这表明 OPC 可作为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有力跳板。
“一人独行”的阴影面
然而，在增长数据的背后，现实更为复杂。即使是风险投资界也承认，大多数 OPC 不会成长为可行的企业；政府补贴只会促使更多人涌入，而非保证他们的生存率。
在浙江，潮新闻平台追踪了许多 OPC 企业家。有人业务兴旺，订单排到半年后；但也有人感叹：“当 CEO 比打工还累，因为财务、客服、法务都要自己一手包办。”报道团队直言质疑：OPC 究竟是“普通人的翻身机会，还是一种收割流量的新手段”？
Above 对于许多选择一人企业模式的人来说，自由与孤独之间的界限比他们想象中更为脆弱。（图片来源：Pexels）
对于许多选择一人企业模式的人来说，自由与孤独之间的界限比他们想象中更为脆弱。（图片来源：Pexels）
1 / 1
这种质疑与李宁教授面对各地补贴潮时的警告不谋而合：“一人公司并非门槛低、赚钱快的模型；它只是降低了创业准入门槛，并没有让创业本身变得容易。”他认为地方政府应避免“运动式推广”，而应建立切实有效的筛选与支持机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更直言不讳，他担心各地竞相建设社区、提供席位和设施，“极易陷入同质化竞争的陷阱”——盲目复制同一模式，浪费资源，导致在优惠政策上展开“逐底竞争”，而非在质量上进行良性比拼。
另一个严重的风险在于社会保障网的覆盖不足。问题规模正迅速扩大：路透社估计，2026 年年中中国约有 3.2 亿灵活就业者，占总劳动力的 44%。然而，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仅有约 7060 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6620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这一缺口促使七个中央部门于 2026 年 9 月启动了三年行动计划，旨在将灵活就业人员及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纳入医疗保障体系。
越南与 2030 年百万“一人企业”目标
中国已迈出了先行步伐，而越南也正式入局。2026 年 4 月 5 日，越南政府发布第 86/NQ-CP 号决议——《国家创新创业战略》，首次提出试点“一人企业”模式，目标是到 2030 年在河内、胡志明市和岘港试点建立约 100 万家 OPC。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年轻人同样面临着“35 岁危机”：在胡志明市，2026 年第一季度仅有 0.33% 的职位接受 35 岁以上人士，而该群体占求职总数的近 40%。
障碍依然在于尚不完备的法律框架。Advertising Vietnam 的 CEO Trung Nguyen 认为，现行体系主要处理独立劳动者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个体工商户或企业，而 OPC 处于两者之间。第 86/NQ-CP 号决议为试点特殊机制铺平了道路，但该模式仍处于成型期。“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创建一种新的许可证，而是建立一个足够简单的机制，让数百万知识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独立专家能够更自然地进入正式经济领域。”
个人层面则关乎能力。BIM & AI 中心的专家 Nguyen Duy Tung 指出，OPC 的关键能力不在于熟练使用 AI，而在于“系统架构”能力：将专业流程标准化，分解为 AI 能够理解并执行的步骤。因此，对越南而言，问题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能否培养出一批“算法调度员”，还是仅仅产生了一代利用 AI 加班的自由职业者？
每周日在上海，SoloNest 创始人、《一人公司》作者 Karen Dai 都会聚集数十位年轻企业家，探讨如何通过 AI 团队实现独立发展；最近的一次已是第 134 期。其中 26 岁的王天毅（音译）如今凭借 AI 广告每月收入高达 4 万人民币。从武培文到这些年轻面孔，他们都押注于同一个信念：一人加一套 AI 矩阵足以支撑一家公司。这个信念对部分人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投资者预测无法生存的多数人而言，答案在于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对自己业务的深刻理解，从而成为高效“团队”的指挥官。
王天毅深知最难的部分还在后面。他坚信“一人独行”将成为趋势，但也承认：“未来的核心依然是卖货。”国家降低门槛、提供场所、减免租金——但销售能力是任何补贴都无法赋予的。
立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