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t Basel Hong Kong 2025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開始前,Tatler與多位收藏家談談他們熱愛的藝術與生活。來自印度的Udit Bhambri從8歲就對藝術產生興趣;至今,他已累積數千件典藏,他的人生是如何被藝術給影響?
Udit Bhambri 從八歲就開啟了自己藝術收藏旅程,剛步入40 歲的年紀,他已擁有幾千件藝術品的私人收藏,涵蓋了從印度現代藝術的經典之作到國際當代藝術的多元作品。他的收藏既包括M.F. Husain 和Arpita Singh 這樣的印度藝術大師,也涵蓋了像Rana Begum 和Shilpa Gupta 這樣推動邊界的當代藝術家,以及一些來自國際藝術界的知名名字。
Bhambri 的收藏規模龐大,背後更充滿了故事和個人情感。他對藝術的熱愛與敏銳眼光交織,不僅體現在作品的選擇上還貫穿於他與藝術家建立的深厚關係中。對他而言,收藏從來不是單純的占有,而是一種與藝術對話,與藝術家互動的方式,在他如數家珍與藝術家們交往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一個藝術贊助人或藏家該有的樣子――收藏的熱情始終在藝術家及其作品身上,而不是作為藏家的小我。
如今,他剛剛搬入新家――一個挑戰傳統的藝術空間。除了因為「我更喜歡在生活空間裡欣賞藝術」外,他還希望這裡能讓他的收藏煥發更大的活力和可能性,同時讓更多人通過這個空間不再感受到藝術通常被賦予高高在上的形式。另外,在他眼裡,最便宜的藝術品和最昂貴的作品應該受到同樣的對待――同樣的打光,同樣的裝裱,並且共處於同一個空間,無一不顯示出他的收藏觀和人生觀。相當榮幸的是,Tatler滿懷好奇拍攝了他的新家,請隨我們的訪談和鏡頭一起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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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Sudhir Patwardhan《Abstractionist》(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巴塞爾難忘時刻可以追溯到2006 年。那是我第一次前往瑞士的巴塞爾藝術展。很遺憾我還沒有親臨過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的現場,但今年有望參加。
回想起來還挺有趣的,我和父母親當時對當代藝術幾乎一無所知,但正因如此,這種毫無預設的狀態讓我們的經歷反而更加純粹。記得第一次在展會上看到印度藝術家蘇博德.古普塔(Subodh Gupta)的一件作品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和震撼!那是一件大型雕塑作品,模仿了印度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上面堆滿了各種行李和芒果。這件作品完美地還原了印度機場的日常情景,同時又用藝術的語言賦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當時,Subodh Gupta 在國際上還沒有今天的知名度,能夠在巴塞爾藝術展這樣的舞台上看到來自於自己國家的藝術家作品,這種認同感和驕傲讓我難以忘懷。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對當代藝術,尤其是印度當代藝術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如今,我的收藏品中既有經典作品,也有當代藝術,其中大部分是我在實際生活中接觸並與之產生共鳴的。
僅僅一年後,印度畫廊開始參與巴塞爾藝術展,規模也逐漸擴大。親眼見證這段發展歷程實在讓人感慨萬分。
2021 年的巴塞爾藝術展也是一次讓我難忘的經歷。由於疫情,當時旅行條件很不確定,大家對社交距離和活動可能取消的擔憂依然存在。然而,當我到達展會時,所有這些擔憂都被一掃而空。儘管規模有所縮小,但巴塞爾藝術展依然組織得井井有條,展會的氛圍和藝術的吸引力絲毫未減。這是我疫情期間第一次進行國際旅行,在那個特殊的時期,能夠再次置身於一個充滿全球藝術愛好者的環境中,我覺得自己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一部分。
其中最特別的一段記憶是2021年六月我受邀參觀巴塞爾藝術展全球贊助人委員會成員Heiner Vischer 的家。那是一個官方活動,也是一場讓我印象深刻的私人體驗。Vischer 的家本身就像一件藝術品。車道兩側裝置了鯊魚鰭狀的雕塑,從地面破土而出,呈現出一種超現實的視覺衝擊力。進入屋內後,隨處可見懸掛的大型動態裝置,整個空間洋溢著一種不可思議的能量。到處都是有趣且時尚的人,每個人都有鮮明的個性。走到房子的下層,泳池邊還有一件漂亮的雕塑,彷彿是一個微型的雕塑公園。
最讓我感動的,是主人對藝術的熱情和對客人的慷慨。在那個疫情仍未完全消散的時期,願意敞開自己的家,讓我們進入他的私人空間,真的是一種非常溫暖的舉動。我很慶幸能夠通過巴塞爾藝術展這個平台,接觸到全世界的藝術和藏家們。它不僅讓我看到無數精彩的藝術作品,也讓我不斷地與他人建立新的聯繫,豐富我的藝術體驗之旅。

Above Anju Dodiya《Poet》(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藝術收藏啟蒙從八歲就開始了。我在那個階段開始大量畫畫,並開始參觀藝廊。那時候印度還沒有一個成熟的藝術市場。像佳士得或蘇富比這樣的拍賣行在印度並不存在,博物館也有限,當代藝術畫廊更是非常稀少。唯一可以一次看到很多藝術作品的機會,就是去拍賣行的預展。因此在接觸當代藝術之前,我的家人更傾向於收藏孟買進步藝術家團體的作品。
我記得在那個時候,只有一個公共畫廊和兩間傑出的私人畫廊。我每週日都會去這些地方,去試著臨摹藝術家的畫並從中學習。有時候還能幸運地見到藝術家本人到訪。小時候,我一直夢想著能見到M.F. Husain,他是當時印度唯一一個全民皆知的藝術家。不管是街頭的小販還是頂級藏家,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可以說他是「印度的畢卡索」。這種主動接觸藝術家的習慣逐漸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後,我意識到自己曾經與一些印度藝術大師有過接觸,比如Ram Kumar、Tyeb Mehta、Francis Newton Souza, 甚至是Jogen Chowdhury。在當時,這些人並不為大眾所知,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成為印度藝術史上的傳奇人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一些藝術家建立了友誼。有趣的是,我隨身帶著一本簽名冊,每次見到藝術家都會請他們簽名,但作為一個要求苛刻、熱愛藝術的孩子,我有一條規則:「如果你只打算簽個名字,那就請不要浪費我的頁面。你必須畫點特別的東西!」這種大膽的要求經常讓藝術家們哭笑不得,但他們也很樂意滿足我的請求。直到現在,我仍然保留著這本簽名冊,裡面只有幾頁空白,我清楚地知道希望由哪些藝術家來填補它。這不僅僅關於收藏某些名字,而是關於那些真正觸動我的人和瞬間。
這就是我作為一個八歲孩子「買藝術品」的方式,儘管當時我買不起。我後來對父母說:「我真的很想要這幅畫,但我買不起。」於是,他們開始幫我購買這些作品。當其他孩子在買玩具或彩筆時,我卻要求父母給我買那些在當時完全沒有市場價值的藝術品。幸運的是,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興趣。他們不僅滿足我的要求,還逐漸和我一樣迷上了藝術,並開始享受與藝術家的互動。很快,我們參觀藝術家工作室和家裡的活動變成了一種家庭傳統。我們會去看他們的新作品,甚至可以近距離觀察創作過程。在那個年代,接觸藝術家的機會比現在要多得多。我們常去拜訪的藝術家包括Prabhakar Barwe 和K.K. Hebbar,他們是那個時代的重要代表人物。
從1992 年到2002 年,大約十年的時間裡,我的收藏體系逐漸成形。起初,這更像是一個家庭收藏,但幾乎每一件作品都是我挑選的。我的父母經常說:「這是你的事情,你比我們更懂藝術,藝術家們也欣賞你對作品的理解。」所以,選擇藝術品的任務基本都交給了我。如果他們不同意我的選擇,我甚至會用考試作為籌碼――「如果不讓我買這件作品,我就不參加考試!」現在回想,這一切的開始是多麽簡單而純粹。或許正是因為有這些早期的經歷,我才走上了今天這條收藏與藝術探索的道路。

Above Anju Dodiya《Death Robe》(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生活方式進化最直觀的體現在於我的藝術收藏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擴展和轉型。最初,我的興趣幾乎完全集中在繪畫上。20 世紀九〇年代的印度藝術市場對裝置、雕塑、攝影等媒介關注較少,我的收藏自然也侷限於傳統媒介。但2005 年後,藝術圈開始經歷巨大的變化,像Subodh Gupta 這樣的藝術家通過突破性作品讓雕塑成為藝術界的焦點。這種趨勢激發了我探索新媒介的興趣。
真正推動我轉變的是與藝術家的深度交流。2011 年,我認識了Shilpa Gupta,她讓我接觸到更廣闊的藝術世界。她的作品和觀點讓我第一次意識到,藝術可以超越傳統媒介,通過影像、裝置甚至攝影來表達複雜的思想。這促使我開始關注攝影作品,比如Sunil Gupta 和Lionel Wendt 的創作。這些作品為我的收藏注入了新的深度和多樣性。
與此同時,我也開始收藏掛毯藝術和更多雕塑作品,例如Monica Correa 和Mrinalini Mukherjee 的作品,它們為我的收藏增添了新的維度。雖然媒介的多樣性不斷增加,但我始終堅持一個原則:每件新作品都必須與我的整體收藏風格協調一致。這不僅是一種收藏策略,更是我個人審美的延續。
隨著媒介的豐富,我對藝術的理解也更深入了。從簡單的視覺享受,到關注藝術對社會議題的回應,我的收藏開始涉及LGBTQ+、女性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等更複雜的主題。例如,Sunil Gupta 的攝影作品探索了性別與身份的問題,而Nalini Malani 和Arpita Singh 的創作則為女性敘事賦予了更深刻的意義。通過這些作品,我開始重新思考藝術與當下社會的關係。
近年來,我的收藏也更加聚焦於那些能夠直接觸動我的作品。雖然我仍然珍視早期那些具有歷史和年代感的藏品,但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傾向於選擇能夠與我個人經歷或關注的議題產生共鳴的藝術。與此同時,近期我收藏的一些作品表面上看似在探討疫情,但實際上它們更深入地剖析了資本主義、人類貪婪和消費主義等問題。通過這些作品,我開始重新思考我早期收藏中的一些作品。
近年來,我的收藏也更加聚焦於那些能夠直接觸動我的作品。雖然我仍然珍視早期那些具有歷史和年代感的藏品,但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傾向於選擇能夠與我個人經歷或關注的議題產生共鳴的藝術。與此同時,近期我收藏的一些作品表面上看似在探討疫情,但實際上它們更深入地剖析了資本主義、人類貪婪和消費主義等問題。通過這些作品,我開始重新思考我早期收藏中的一些作品。
這些轉變也改變了我欣賞藝術的方式。我的生活方式也因此逐漸發生了變化――藝術不再只是收藏品,而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

Above Arpita Singh《Figures and Flowers》(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藝術家名單其實不難回答。我留意的藝術家範圍相對有限。任何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最喜歡的藝術家是阿皮塔.辛格(Arpita Singh),一位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德里的藝術家。她大概已經89 歲了,我從1994 年就開始關注她的作品。
小時候,我買不起她的作品――她是少數幾個我的父母沒有為我購入的藝術家之一,直到2020 年,我終於收藏了她的一幅小型素描。從那一刻起,我開始盡可能多地收購她的作品。現在,我有幸能擁有她的數百件作品,可以說她是我最喜歡的藝術家。在過去四年裡,我大約80% 的藝術收藏都是她的作品。
最近幾年,我非常開心能看到她在國際上獲得了更多關注。2025 年3月她將在倫敦蛇形畫廊舉辦展覽,她的作品還曾展出於龐畢度藝術中心和古根漢美術館。老實說,我真希望在需求激增之前能收集更多,因為現在她的作品越來越難以獲得,價格也在不斷上漲。
另一個我很欣賞的藝術家是納里尼.馬拉尼(Nalini Malani),她和阿皮塔屬於同一世代。在過去三到四年裡,我對她的作品越來越感興趣。她在一些重要的展覽中亮相,並被多個頂尖機構收藏,比如倫敦國家美術館和香港M+ 美術館。
我也很喜歡Shilpa Gupta,她是印度最早獲得廣泛認可的觀念藝術家之一。她在塑造我的藝術審美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並讓我接觸到了全新的藝術思維方式。
還有阿圖爾.多迪亞(Atul Dodiya) 和安祖.多迪亞(Anju Dodiya)。阿圖爾的作品經常引用流 行文化和歷史,其中許多作品圍繞印度的自由鬥士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主題展開。他的作品讓我感到深深的共鳴,因為它們與我在學校裡學習的歷史知識產生了連結。這種熟悉感讓我覺得,小時候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通過這些作品產生了某種聯繫。而安祖的作品往往是自傳性質的。她通過掩飾或扮演不同的角色來探索身份的主題,這讓我覺得很有共鳴。在生活中,我們有時都會穿上一種「盔甲」或使用某種「面具」,而我能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這種表達。我特別喜歡她作品中蘊含的個人情感。
蘇迪爾.帕特華漢(Sudhir Patwardhan)也是我的最愛之一。他的作品捕捉了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快速變化的城市景觀。如果你來過印度,就會知道這裡的城市面貌可以在一年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你回到一個地方,可能幾乎認不出來了。蘇迪爾的作品探討了這種不斷變化的環境以及它對普通人的影響,尤其是在孟買這樣的城市中。
這點我覺得特別有趣,因為藝術收藏家往往與他們所居城市街頭的現實生活沒有直接的聯繫。而蘇迪爾的作品以某種方式將這些普通人――我稱他們為「角色」或「客人」――帶入了這些豪華且經過精心策劃的藝術藏家的家中。突然之間,這種對比就出現在你面前:一個精緻的室內環境與孟買或印度其他地方街頭正在上演的現實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種對比讓我著迷,我真的很享受這種感受。
我的凝視是印度當代藝術家N.S. Harsha 創作的一幅名為《On the Landing Site of Voyager One(在旅行者一號著陸點)》的作品。他是一位很低調的藝術家,住在印度邁索爾。他不太為公眾所知,但常常創作一些大型的機構級作品。
這幅畫本質上是Harsha 的自畫像,一隻手伸向宇宙,另一只手則在為等待的人群泡茶。作品的尺幅不大但細節多得驚人――每次我看它都會發現一些新的東西。畫面裡充滿了敘事和無數人物的形象。他所「握住」的天空被描繪得非常精細,似乎象徵著浩瀚星空的無限可能。Harsha 的作品是對生活的一個美妙隱喻:夢想與現實需要找到一種和諧的平衡。無論是在餐桌旁還是在工作時深思,我常常會盯著它看上一段時間。每當我抬頭看見它,我都會立刻感到清晰,知道接下來該專注於什麽。
我的「罪惡感快樂」可能源於在一件作品公開展示前,獨自享受它的那段時間。一旦作品公開,它就不再只屬於你,觀眾會開始賦予它新的解讀。以 Arpita Singh 為例,我在很早的時候收藏了她幾件作品。但隨著她的作品出現在蛇形畫廊、龐畢度藝術中心等頂尖機構的展覽中,更多人開始關注她的創作。她不再只是「我的藝術家」,而成為一個被全世界爭相收藏的名字。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既自豪又複雜的情感。
所以,我想我現在的「罪惡感快樂」是找到下一個讓我全情投入的藝術家。在未來的兩年裡,我打算讓這個祕密保留在心中,靜靜地享受這份獨屬於我的體驗。在那個藝術家被全世界認可之前,我希望能與他的作品建立一種私密而深刻的關係。

Above N.S. Harsha《At the Landing Sight of Voyager One》(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友誼是我與藝術家及其藝術建立的情感連結。他們當中不少人是八、九十歲的年紀,我們真的是忘年交。最特別的當屬和M.F. Husain 的友誼。他於2011 年去世,但他的影響力依然深遠。起初,我只是迷戀他的作品。但隨著我們不斷接觸,我們的關係也從單純的偶像和粉絲慢慢演變為真正深厚的友誼。2006 年,由於一些爭議,Husain 被迫離開印度,那段時期我們更加頻繁地聯絡。他不僅是我的藝術導師,還教會了我很多關於生活的智慧。
Husain 的一生豐富而傳奇,從為電影創作海報到壁畫創作,他涉獵了無數領域。他的創造力無窮無盡,能夠在瞬間將畫布轉化為巨幅壁畫。甚至在94 歲時,他還談論著未來的計劃,他總能讓我重新思考生命和時間的意義。他曾對我說:「計劃就是力量。如果你不計劃,你就什麽也得不到。」這句話我至今銘記於心。
另一個對我產生深遠影響的人是建築師和藝術家Bijoy Jain。他讓我對「尺度」有了新的認識。他曾經對我說:「大小並不等於尺度。一個物體很大,並不意味著它擁有『尺度』。」他的這番話讓我學會了欣賞藝術作品的內在深度,而不僅僅是它的物理大小。後來我們還合作了一個新空間的設計項目,這段經歷讓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創作哲學。
還有藝術家Arpita Singh。我們是2021 年認識的,當時她84 歲,她正經歷人生中一段艱難的時光。從我們見面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產生了一種無法解釋的、靈魂上的連接。她曾經說過:「許多藝術家是為他們去世200 年後的人們創作作品,希望有人能理解他們的藝術的真正含義。但我很幸運能有你作為我的終極觀眾。」
另外Anju Dodiya 也說過一些很美的話。這些小小的讚美比什麽都更令我難忘。Anju 稱我是她見過的「最熱心的觀眾之一」,並評論了我提問以及我與藝術的互動方式。
印度詩人、劇作家、畫家和醫生Gieve Patel 也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他不幸於2023 年去世。記得有一天,他來我家看藏品,但展出的藏品中並沒有他的作品。在看完整個收藏後,他幾乎是激動地轉向我,說:「當我的作品離開工作室,找到這樣的家時,我會很高興,因為我們知道它們會得到關心、愛護和欣賞。這就像送出一個家庭成員,並知道他們找到了一個溫馨的家。」

Above Udit Bhambri(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教訓有很多,我也始終將這些經歷視為成長的機會,但我從不後悔買過的任何作品。我學到的一個關鍵教訓是要控制自己的「自負」。有時候,我真的很想要一件作品,但當賣家稍微提高價格時,它突然變成了一種「原則」或「面子問題」,於是我選擇放棄。回頭看,我意識到那件作品的意義遠遠超過我當時短暫的猶豫。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教訓――當面臨更大的機遇時,不要因小失大。
另一個教訓則與價格有關。即使在預算範圍內,我有時也會因為認為某件作品「定價過高」而猶豫不決。儘管它符合我的審美,甚至能完善我的收藏體系,我還是會因為價格躊躇不前。現在回頭看,我更相信直覺――如果一件作品深深打動我,它的價格就不應該成為障礙。
空間限制也是一個挑戰。像孟買這樣的城市,住宅面積相對有限。我過去常常以空間為導向,考慮作品是否適合某個特定位置。但這種做法有時會讓我錯過更重要的作品。現在,我更關注作品本身,而不是它的擺放問題――空間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
對於藝術主題,我也變得更加開放。比如蘇尼爾.古普塔(Sunil Gupta)的攝影作品,其中一些主題可能比較私人化或具有爭議性。過去,我會擔心這些作品是否適合公開展示。但後來我明白了,收藏的核心在於什麽能打動我,而不是別人如何看待它。
另一個教訓則是關於「自我」的話題,藝術收藏不可避免地帶有占有欲的成分――我們都希望擁有最好的作品、最好的價格和最頂尖的藝術家。然而,這種心態往往會讓人失去藝術本身的純粹樂趣。對我來說,始終將焦點放在藝術家和作品上,是平衡「自我」的關鍵。我相信,如果一件作品註定屬於你,它最終會來到你身邊。我並不只是將藝術品視為物品,而是把它們當作朋友。
曾有幾件作品,我在錯失幾年後又重新遇到它們,儘管價格有所上漲,我依然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納入收藏。這種經歷讓我堅信,真正屬於你的作品總會回到你身邊。
最後,我學會了「放手」。如果一件作品不屬於你,那也無需糾結。祝福那些擁有它的人,然後繼續前行。藝術的魅力在於它與每個人的獨特連結,而不是占有本身。聽從上天的安排,同時踏實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才是藝術收藏最真實的樂趣所在。

Above Atul Dodiya《Karuna》(Photo: Sarang Gupta)
我的未來計劃還沒想好。對我來說,收藏的熱情始終圍繞著藝術家,而不是我自己。因此,我通常會避免那些諸如我的「收藏展」等類似展覽和活動。舉例說明,如果未來策劃一個關於Arpita Singh 的展覽,我不太願意將其定格為「我的收藏」。因為某種程度上,這就把焦點轉移到了我的身上,而非藝術家及其藝術作品。如果展覽講述的是我與藝術家的個人聯繫,例如我如何了解她、理解她的作品,那會讓我更願意參與其中。
我一直認為藏家與藝術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就像葛楚. 史坦(Gertrude Stein) 之於畢卡索,是藝術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如果一場展覽能展現藏家如何影響藝術家的創作,並幫助塑造他們的職業生涯,那將會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雖然我的收藏已經超過了3,000 件,我仍然處於收藏建設的階段,目前我仍然專注於完善自己的收藏體系,而不是急於展示它們。
話雖如此,我確實也意識到自己作為藏家的責任。我有幸收藏了一些從未公開過的作品――多年後才浮出水面的檔案作品,甚至是藝術家常規創作之外的作品。我明白與世界分享這些作品的重要性,但我仍在尋找最好的方法。
我的傳承需要更深思熟慮。我的下一步是如何活化我正在佈置的空間――我剛剛搬入的新家。我的想法是把它打造成一個靈活的空間,可以適應不同的需求:它可以是一個家、一個辦公室、一個藝術畫廊,甚至有一天是一個音樂沙龍空間。總之,我不想要一個固定的東西。
這裡的一切都很簡單,但這是一個挑戰常規的地方。這個空間是用泥土、石灰和印度街道上常見的石頭等天然材料建造的,也沒有使用機器、沒有正式的圖紙、沒用電腦畫圖――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管道和電力也不是以傳統方式規劃的。這裡沒有所謂的「可持續」概念,也沒有標準的白色牆壁或中性元素。事實上,它的牆壁用泥塗抹,地板由瀕臨消失的石頭製成,甚至連藝術品的展示都特意沒有使用專業的懸掛系統或照明。在佈局規劃方面,更沒有諸如「我想要一個單人間」,或者「我需要一個可容納三個人的空間」,甚至「一個藝術場所」等方面的要求。所以,這是一個挑戰常規的地方,而不是專門為藝術設計的空間。它在各個方面都是不尋常的。
這個新的想法也常常引起我的思考,其中值得分享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個印度農莊的村民有一面藍色的墻,這是否意味著他就不配收藏藝術品?
為什麽我們堅持所有藝術品都必須展示在白色的牆壁上?為什麽需要博物館級別的燈光?當然我完全理解適度的光線和場館對於保存藝術品的必要性。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一個藝術品的價值不應該僅僅由它是什麽、在哪裡展示或是被誰擁有而決定。
我想這個空間還會引發關於「博物館到底是什麽?」的問題。當我們去義大利時,我們會發現一些漂亮的公寓有兼作博物館的功能。在我看來,它們比傳統博物館迷人得多。當然,博物館和用來展示藝術品的私宅都各有特色,但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喜歡在生活空間裡欣賞藝術。
雖然這個空間不會給人家庭的感覺,但它可以讓人在一種不令人望而生畏的環境裡體驗藝術。你會感覺到與空間的聯繫,而不是感覺與空間隔絕。通常,藝術的呈現或討論方式太過高高在上,以至於會讓人感到害怕,但在這裡,它更隨意。你走進去,看到的藝術品讓你感興趣,你就有機會參與其中。
至於這些藏品的未來,我確實感到有責任將這些作品分享出去。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通過這個空間展示部分作品,或者與博物館合作。例如,如果某間博物館已經收藏了一位藝術家的重要作品,將更多與其相關的作品集中於此展出可能更有意義。我現在才40 歲,還能和這些藝術品一起生活更長時間,因此我暫時沒有將它們捐贈出去的計劃。
不過,我認為一些特別重要的作品應該被妥善保護和展出。比如,我擁有一件Arpita Singh 1972 年首次個展的作品,這件作品不應僅僅掛在一個角落裡,而應該被安放在一個能夠完整講述她創作旅程的地方。我希望這些作品未來能被賦予它們應有的意義,並與更廣泛的觀眾分享。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a year-lo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Art Basel Hong Kong and Tatler Asia, originally titled ‘The Collector’s Gaze’.
【藏家的凝視】系列專訪是Art Basel Hong Kong與Tatler Asia為期一年的合作企劃之一,原標題為「The Collector’s G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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