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的凝視】她用收藏對話藝術，也用身體書寫時間：菲律賓藝術收藏家Bea Camacho 的雙重身份之旅

我的藝術收藏啟蒙受家人影響很深。每當有人問我為什麽決定成為一名藝術家，我的思緒總會回到童年時母親對我們兄妹說的一句話――「如果家裡發生火災，我會先搶救這個抽屜。」

我父母都是收藏家，但在這個抽屜裡存放的並不是名家大作，而是存放著我們從小到大的繪畫和手工作品。我猜測母親所珍視的不僅僅是這些作品本身，更是我們在創作中的表達與情感。正是這種對藝術的珍視，讓我從小就學會了欣賞和尊重藝術。

我的父母在結婚後不久便開始收藏藝術品，當時他們收藏了許多那個時期的菲律賓藝術大師作品。後來，我和哥哥在大學學習藝術的經歷，可能也間接影響了他們的收藏方向。我們在課堂上學習了藝術流派、藝術史、觀念藝術等知識，促使他們對當代藝術產生更深的興趣。漸漸地，他們開始收藏更多國際藝術家的作品，並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收藏體系。其中有三個特別重要的部分：首先是草間彌生（Yayoi Kusama），他們從2005 年開始收藏她的作品。我在學生時代深受草間彌生的影響，所以當父母開始收集她的作品時，我感到無比興奮。她的作品不僅成為家族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我們家庭對藝術的共同熱情。

其次我想是具體派（Gutai）藝術家，這部分收藏源於他們對日本戰後藝術的興趣，同時也與他們對草間彌生的收藏相互呼應。具體派強調身體與材料的直接互動，這也深深影響了我後來的行為藝術實踐。

最後非阿方索． 奧索里奧（Alfonso Ossorio）莫屬，他是一位在美國發展的菲律賓藝術家。奧索里奧的作品充滿情感衝擊力，而他在西方現代藝術中的獨特位置，也讓我父母對他的創作充滿興趣。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我始終被藝術包圍著。我們的家族收藏不僅是一種資產，更是一種文化交流與情感連結。即使到今天，我們依然會一起去藝博會，討論新發現的藝術家，也會共同決定如何擴展我們的收藏體系。這種共同的興趣，讓我們家庭的聯繫更加緊密。

我的個人收藏旅程開始於大學畢業後不久。那時候，我搬回菲律賓，專注於自己的藝術創作，並與許多本土藝術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最初，我並沒有把自己視為「收藏家」，只是單純地購買自己喜愛的藝術家朋友的作品。對我來說，我始終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藝術家，而不是一名收藏家。我買下的每一件作品，背後都有一段特別的故事――可能是某位朋友的個展，也可能是某次共同創作後的紀念。

即使現在，我仍然更傾向於收藏那些與我有情感聯繫的作品。雖然我對行為藝術、裝置和影像藝術特別感興趣，但我的收藏類型其實相當多元。我目前的收藏涵蓋繪畫、素描、攝影、版畫、拼貼、組合藝術、雕塑裝置和影像作品。

我的生活方式進化和我當時生活的土地息息相關。準確地說我的收藏視角如何演變，跟我當時所在的城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曾在美國學習了一段時間，後又在上海生活了八年，我現在生活在新加坡，而我的成長之地是菲律賓，所以我的生活方式始終帶有跨文化、多城市的流動性。

當我在美國生活時，我主要通過拍賣收藏了一些美國藝術家的小型作品，在中國生活八年，讓我接觸到了中國當代藝術，並開始收藏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例如，在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上，我購買了陳維的一幅攝影作品，我非常喜歡他如何通過影像營造出的戲劇性的現實場景。而現在定居新加坡，我的收藏開始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於菲律賓藝術，而是擴展到整個東南亞，包括新加坡、印尼、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地。

上海是我藝術成長的重要階段，我在這裡見證了藝術市場的快速發展，並拓展了自己的收藏體系。在上海生活的八年裡，我親眼見證了上海藝術生態的迅速成長。上海藝術周的展覽和活動質量非常高，每年都有顯著的進步。其中當地畫廊的質感也非常好，印象比較深的是天線空間（Antenna Space）、香格納畫廊（Shang Art）、Bank 畫廊和沒頂畫廊（MadeIn Gallery）。

這種跨文化、跨城市的經歷，讓我對藝術的理解更具全球視角，也讓我更加關注藝術如何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發揮作用。無論是作為藝術家、藏家、還是設計師，我都希望能夠利用這些經歷，創造更具連結性和對話性的藝術實踐。

我的藝術家名單主要集中在菲律賓藝術家身上。但對我來說，收藏更多是受到藝術家社群的啟發，而不只是單純出於對本土文化的珍視。收藏的原因可能是基於當時我所認識、並成為朋友的藝術家正在創作讓我深受觸動的作品，這種個人的啟發和情感聯繫比單純的文化認同感更重要。

名單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羅伯托．查貝特（Roberto Chabet）。他被譽為菲律賓觀念藝術之父，不僅曾是菲律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的前館長，同時也是菲律賓大學美術學院的前院長。他對菲律賓當代藝術的影響極其深遠，不只培養了一代菲律賓藝術家，也在我的藝術生涯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當我在菲律賓生活時非常有幸認識了他，並在他的指導下舉辦了幾場個展。他的作品和理念對我影響深遠，尤其是他對觀念藝術的探索。我收藏了許多他的作品，包括他的標誌性系列《中國拼貼》（China Collage）――這一系列作品以獨特的畫框造型而聞名。此外，我還收藏了他的水彩和素描作品，它們展現了他更為細膩和個人化的一面。

另外，我在在菲律賓時還認識了Norberto Roldan 並迅速與他成為了朋友。他長期運營著Green Papaya Art Projects，這是菲律賓最重要的獨立藝術空間之一，致力於實驗性和非商業化的藝術創作。

我曾在他的畫廊進行過一場行為藝術表演，從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緊密聯繫。他的作品很有特點，常常使用現成物品――通常是帶有時間痕跡的家庭或宗教物件。這些元素構成了他的核心創作方式，使他的拼貼和組合作品在文化、歷史和宗教敘事之間交織出豐富的層次。他是兩位入選古根漢東南亞藝術展（Guggenheim's Exhibi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t）的菲律賓藝術家之一，並由 Silverlens Galleries 代理。

我也收藏了Poklong Anading的作品，他也是Silverlens Galleries代理的藝術家之一。我喜歡他將日常物件轉化為具有深度的藝術作品。最近，我收藏了一件來自他《匿名》（Anonymity） 系列的一件燈箱作品，藝術家在相機鏡頭前放置了一面鏡子，使被拍攝者的臉部被光線覆蓋，只留下一個發光的輪廓。這件作品對身份和消失進行了精彩的探討。

Nilo Ilarde 是另一位我非常欣賞並收藏作品的菲律賓藝術家。他的作品充滿幽默與無禮，並以觀念藝術為核心。他常使用廢棄顏料管和其它非傳統材料製作拼貼裝置，這些作品在看似隨意的構造下，隱藏著更深層的藝術思考。我收藏的幾件作品，都是他以非傳統媒介創作的觀念藝術實驗。

最後，我想提的是谷口瑪莉亞（Maria Taniguchi）。我收藏了一件她的磚塊繪畫，這是她最具代表性的系列作品之一。我特別喜歡她作品中近乎極致的細節處理和嚴謹的結構。她的作品模糊了繪畫與雕塑的界限，是一種極具耐心和思考性的創作方式。我們曾一起展出過作品，目前也在討論未來的合作計劃。

我的凝視發生在我最近一次曼谷旅行時。我參觀了曼谷藝術中心（Bangkok Kunsthalle）， 在那裡看到了一件泰國藝術家 Korakrit Arunanondchai 的裝置作品。

這件作品圍繞著死亡與重生的主題展開，它的空間布置方式極具沈浸感――整個作品鋪陳在地面上，四周的燈光與聲音共同構建出一種充滿儀式感的氛圍。我剛進入展廳時，便立刻被作品所營造的感官體驗所吸引。當我站在其中，彷彿被一種無形的能量所包裹，讓我完全沈浸在這場體驗裡。這種由藝術媒介構築的多維度感受，使得作品超越了靜態展示的邊界，成為一種令人難以忘懷的存在。

我在那裡駐足了很久，不知不覺間被作品深深吸引，直到我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置身於它的氛圍之中。這是極少數能夠讓你感到通透的時刻――當下的一切都被作品所包圍，你的思想、感官、身體都在此刻與藝術建立了某種難以言喻的共鳴。

我的「罪惡感快樂」大概是藝術旅行吧。

2024 年年底，我回顧自己一整年的行程時，突然意識到，我幾乎所有的旅行都圍繞著藝術展開。無論是去看展覽、參加雙年展、藝博會還是去參與藝術論壇和文化交流活動，每一次旅途的最終目的地都與藝術息息相關。我甚至和朋友開玩笑說，我似乎從未去過一趟「普通的旅行」，哪怕是度假，最終也會變成一場探索當地藝術場景的旅程。

也許這就是我帶有罪惡感的愉悅――在每一場旅行中，無可救藥地被藝術吸引，不知不覺地讓藝術主導了我的行程。不過，如果這算是「罪惡感快樂」，那我願意一直沈浸其中。

我的友誼大多與藝術結緣――有些是藝術家，有些是藏家，還有一些是策展人或藝術行業的從業者。我很幸運，在新加坡和菲律賓遇到了一群同樣對藝術充滿熱情的朋友，我們的友誼不僅僅建立在共同的興趣之上，更在一次次藝術旅程中不斷加深。

我們經常一起旅行，去不同的城市參加藝術活動。2024 年我們一同去了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雅加達藝博會（Art Jakarta）、曼谷雙年展（Bangkok Biennale）在這些旅途中，我們彼此分享收藏經驗，討論最新的藝術趨勢，也共同見證了不同城市的藝術生態。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是Margaret Wang（王宇婕），我們的朋友圈裡還包括Kaavya Viswanathan、Fiona Xie（謝宛諭）、Samallie Kiyingi。即使我們沒有出國旅行，在新加坡，也會固定相約去看展覽、參加藝術活動。

我的教訓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你最終後悔的，往往是那些你沒有買下的作品，而不是你買下的作品。」這句話再真實不過了。確實，有些作品很喜歡，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買，結果現在它們要麼因為價格飆升而變得遙不可及，要麼藝術家不再創作類似作品，抑或作品已被永久收藏。這些錯過的作品，有時候仍然會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成為一份無法彌補的遺憾。

不過，這些經歷也讓我成長，讓我對收藏方式有了更清晰的認知。最初收藏時，我傾向於購買許多小型作品，因為當時的預算有限，而我又想盡可能多地收藏喜歡的藝術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真正有意義的收藏，不是數量的累積，而是價值的沈澱。

現在的我更傾向於收藏「少而精」的作品。與其擁有大量的小型作品，我更願意有選擇性地收藏那些真正重要的、能與我產生深刻共鳴的藝術作品。這種從「收藏更多」到「收藏更好」的轉變，是我作為收藏家最重要的一次成長。

我的計畫可能是先回歸創作。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因為全職在設計公司工作，所以創作計劃暫停了幾年。但現在，我終於決定重新開始創作，並以行為藝術的形式重新審視自己與時間、身體、空間的關係。

我在大學選擇了藝術，並師從Stephen Prina 和Annette Lemieux 等藝術家，深入學習觀念藝術。我的創作傾向於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和影像藝術，關注時間、身體、過程以及作品與觀眾之間的互動。

在大學期間，我完成的一個重要作品是一場長達11 小時的持續的行為藝術表演。在這場表演中，我用毛線不停地編織，把自己完全包裹在一個紅色的「繭」裡。在整個過程中，我沒有喝水，也沒有休息，完整的表演被實況錄影。這種沈浸式的藝術體驗，讓我更加理解了時間與身體在藝術中的關係，也塑造了我日後的創作方向。

即將在農曆新年後開幕的展覽，將是我時隔10 年的首次現場行為藝術表演。這次表演不會是完全不間斷的，而是分階段進行，總時長預計為21 小時，每天表演六到八小時，然後休息，再繼續。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基於過程，涉及重覆性的、冥想式的動作，並且往往被推向極端――有時候甚至達到一種荒謬的程度。

從概念上講，我對這種方式感到著迷，因為這些作品的特性決定了它不可能被完整體驗。以我之前的11小時表演為例，我無法想像有觀眾會從頭到尾完整觀看這場表演。因此，觀眾只能接觸到其中的片段，而這恰恰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它創造了一種讓觀眾不得不依靠想像，去拼湊未曾親眼所見部分的體驗。這種「不完整性」和想像的概念，最終成為我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促使我重返藝術創作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搬回新加坡。在這裡我開始重新與藝術家朋友、策展人和畫廊建立聯繫，讓我找回了自己在藝術世界中的位置。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藝術從來不只是個人表達的方式，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一種文化的共鳴。

這次展覽的機會， 來自於我與Roh Projects 畫廊的創始人Jun Tirtadji 的友誼。我一直非常欣賞他在畫廊的策展理念，而當他邀請我參加這個展覽時，我覺得時機剛剛好。這個展覽專注於行為藝術，而我也正想重新探索這一領域――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契合了。

此次展覽只是我回歸藝術實踐的第一步。未來，我希望能在行為藝術中更進一步地探索時間與身體的關係，並嘗試將裝置、影像和空間交互結合，創造更具沈浸感的藝術體驗。當然，我也希望能帶著我的作品，進入更多不同的空間和文化場景，讓它們在不同的語境下重新定義自己的意義。同時，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新的合作方式，與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展開跨界實驗。

我的傳承可以分為兩方面。對於我的個人收藏，我現在還沒有一個特別清晰的長期規劃。但有一件事情對我來說始終重要，那就是――收藏的方向必須是有意圖的。過去這些年，我學到的一個關鍵經驗是：收藏不僅僅是積累藝術品，而是要有清晰的敘事，或者通過作品提出有意義的問題。

換句話說，收藏應該是一種構建對話的方式。這不僅關乎作品本身，也關乎它們如何被理解、如何彼此關聯，以及它們能夠引發怎樣的思考和討論。隨著我的收藏不斷增加，我越來越關注如何有意識地策劃和塑造收藏體系，讓它成為一種更具思辨性的表達。

至於家族收藏，我可以更明確地談一談。我的父母暫時沒有計劃開設私人美術館，這一點可能和很多藏家不同。他們始終認為，藝術是用來「生活在其中」的，而不是被放進展櫃裡展示。他們的收藏原則非常明確：只有能夠在家中展示的作品才會購買。

所以，在他們的收藏體系中，大型裝置藝術或那些無法融入居家環境的作品相對較少。他們不希望收藏成為一種「遠觀」的存在，而是希望藝術能夠真正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儘管父母沒有開設美術館的計劃，但我們確實有過關於未來收藏管理的討論。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在未來能夠承擔管理家族收藏的責任，確保這批收藏能夠被妥善保存，並且延續他們的收藏理念。但具體如何規劃，我們仍在探索中。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a year-lo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Art Basel Hong Kong and Tatler Asia, originally titled ‘The Collector’s Gaze’.

「藏家的凝視」系列專訪是Art Basel Hong Kong與Tatler Asia為期一年的合作企劃之一，同步刊登於《Tatler》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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