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 一些中国机构对AI减速呼吁提出质疑，将其视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工具。图片来源：China-US Focus
一些中国机构对AI减速呼吁提出质疑，将其视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工具。图片来源：China-US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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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机构提出质疑：美方关于“为了安全而放缓AI发展”的呼吁，是否旨在掩盖其遏制中国AI发展速度的意图？
减速，但不失竞争优势
2026年9月，Claude模型背后的公司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呼吁放缓最先进AI系统的开发速度。从OpenAI的Sam Altman到Google DeepMind的Elon Musk和Demis Hassabis，多位科技界领袖纷纷对随着AI模型日趋强大而出现的潜在风险表示担忧，尤其是在人类对这些系统的理解与掌控能力尚显滞后的情况下。
然而，这种“减速”的呼吁迅速触及了另一大超级大国：中国。
Above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关于AI发展的领先观点。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关于AI发展的领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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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modei的逻辑中，美国难以单方面放缓，因为这可能使竞争对手借机进一步缩小AI领域的技术差距。他同时支持华盛顿维持对中国获取先进制程芯片的限制，并针对他所谓的“抄袭美国模型能力”的行为进行处理。这种“双管齐下”的建议——即在美国放缓AI研发的同时，继续限制中国获取相关技术——已成为北京方面回应的焦点。
9月14日，《环球时报》批评Amodei的这一主张带有强烈的“冷战”色彩。该报认为，如果美国一方面要求各方共同降低AI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又利用技术壁垒来维持对中国的现有优势，那么所谓的“安全机制”将难以被视为公正。路透社亦指出，关于AI安全的辩论正日益与半导体管制及中美科技博弈相互交织。
这些忧虑背景下，华盛顿已实施了一系列长期的技术限制措施。自2022年起，美国不断扩大针对计算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及部分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对华限制。负责管理这些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此解释称，其目标在于保障国家安全，限制先进技术被用于提升军事或战略能力。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官方政策目前仍侧重于提升AI效能。白宫于2025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将重点放在创新、数据中心、能源基础设施、半导体以及确立美国在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因此，所谓“美国意图为AI减速”的说法并不全面。一方面，科技界部分声音呼吁在防范新风险面前保持审慎；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继续视AI领先地位为必须维持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近期亦强调，美国绝不愿在AI领域丧失对中国的优势。
AI安全与芯片、算力及获取权
《环球时报》的反应将AI安全与技术管制置于同一框架下审视。据该媒体的观点，要求中国参与减速机制，同时维持对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的限制，可能导致现有的科技格局在新的规则下被固化。
对于当下最强大的AI模型而言，芯片与算力已成为基础设施。训练大型模型需要消耗大量的先进处理器、电力、数据中心资源及持续增长的资本投入。这些资源的获取能力直接影响到一家公司进行实验的频次、模型训练的规模以及向市场推出新系统的速度。
因此，针对半导体的限制，可能同时演变为对AI发展速度的制约。
Above AI技术竞争的核心在于算力资源与模型获取权的博弈。
AI技术竞争的核心在于算力资源与模型获取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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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能简单地推断出有关AI安全的警示仅仅是科技竞争的幌子。除了中美博弈之外，国际研究界也注意到，随着AI系统日趋强大且具备更高程度的自主性，一系列真正的风险正在浮现。换言之，关于AI科技权力的争夺与科技本身带来的风险正在并行发生，而非相互排斥。
2026年2月，由研究人员Yoshua Bengio主持撰写的《2026年国际AI安全报告》发布。该报告顾问组由来自欧盟、联合国及经合组织（OECD）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提议组成。
报告指出，通用AI的能力在编程、数学与逻辑推理等方面持续飞速增长，其能够完成的任务链条也在不断拉长。部分风险已有实证；另一些风险虽不确定，但若发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报告作者将其称为“证据困境”：行动过早可能使政府锁定无效的措施，而等待所有证据确凿再行动，可能为时已晚。
在此背景下，与其达成一项全面的减速协议，中美之间迈出的第一步正以更窄的规模展开。
从竞速到风险管理机制
9月20日，在美国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纽约举行的会晤中，美方提议建立AI重大事故通报机制。据路透社消息，华盛顿希望将该倡议纳入美中两国下一次高层会晤的议程中。中方尚未公布具体回应，而针对高端AI芯片的出口管制并未包含在此次磋商范围内。
Above 中美两国正在尝试建立AI重大事故的风险通报机制。
中美两国正在尝试建立AI重大事故的风险通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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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议相较于全面减速协议要务实得多。它显示出中美两国正在尝试寻找一个更为狭窄的合作领域：与其立即统一AI发展速度，双方首先致力于处理可能对两国共同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
这一狭窄的合作领域并非毫无先例。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于2026年5月会晤后，双方一致同意进行AI政府间对话。中国外交部随后确认了该协议；美方则阐述，对话的目标之一是探讨如何防止强大的AI模型落入可能将其用于危险目的的主体手中。
除了官方渠道外，两国专家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话。自2019年起，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已组织了一项关于AI与国家安全的非正式交流机制。据布鲁金斯学会称，即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期，讨论仍在持续，焦点在于AI增加误判、误解或非意愿升级的风险。
通过多轮交流，合作的可能性范围正逐渐缩小到具体问题上。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建议，官方对话应聚焦于双方均有兴趣控制的一些技术风险：AI辅助网络攻击、非国家行为体将模型用于危险目的、系统的可靠性以及与武器相关的应用。诸如出口管制、对美方模型的访问权或开源政策等更具争议性的议题，则建议从该渠道中剥离，以免导致整个对话进程陷入停滞。
美中专家之间的对话甚至触及了更为敏感的领域：在军事系统中人类对AI的控制权。近期由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组织的一轮对话探讨了在核武器及网络攻击相关活动中为AI设定限制的可能性，该讨论基于双方目前维持人类对核武器决策权的相关承诺。
这些步骤尚未形成一套共同的AI管制机制，更谈不上是减速协议。但它们显示出，讨论已从“AI安全”等宏大概念转向可协商的具体问题：需要向对方通报何种事故、哪些领域必须确保人类决策权、哪些风险可以脱离芯片与贸易纷争而单独处理。
与此同时，AI能力的竞争仍在持续。两大进程——加速研发与寻求控制研发速度所带来的风险——正并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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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