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BULAC)圆满落幕的“印刷、编辑与插画:越南活字印刷与图形艺术的现代化(1860-1945)”展览,为观众呈现了越南出版史上近百年的精彩转折。通过此次展览,我们得以探寻印刷行业从木刻印版向现代西方印刷技术演进的历程,以及艺术与出版在越南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顾,更是一场关于印刷与出版如何塑造越南知识史的深度探索。通过展示国语字的普及进程,展览生动揭示了文学、报刊、绘图及出版在20世纪的繁荣与兴起。本次展览是继BULAC图书馆于2023年举办的国语字主题展之后的又一文化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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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印刷行业的萌芽
传统的木刻印版技术为越南现代印刷业奠定了基础。早在19世纪之前,这种技术便已用于印制喃字文献,但由于成本高昂,初期仅限于佛教经文或朝廷的官方文档。
越南首批印刷厂于19世纪初由传教士建立,旨在印制汉字与喃字经书。彼时,绝大多数国语字书籍尚需在罗马、印度、曼谷或香港等地印刷。BULAC图书馆越南语藏书负责人兼本次展览联合策划人阮氏海女士指出,目前图书馆馆藏中仍保留着许多1840至1860年间在曼谷印制的国语字出版物,这些珍贵的文献见证了法国殖民越南之前的历史脉络。

Above 图片展示了当时的印刷工艺、广告与出版娱乐文化。
尽管如此,该时期越南已初具读者群体雏形,尤其是在南方的华裔社区。出于学习中文的需求,他们从中国购入书籍并转售。BULAC图书馆现存证据表明,当时的南方知识分子会将越南文学作品手抄并送至中国佛山、广东进行印刷,随后运回西贡销售。
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崛起与国语字的普及
在越南南部,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迎来转折点,标志性事件是1861至1862年间殖民政府在西贡成立的帝国印刷厂(后于19世纪70年代初更名为国家印刷厂)。最初,这些印刷厂主要处理法语出版物。
与此同时,在1860至1865年间,国语字印刷本开始崭露头角,以学者张永记与越南第一份国语字报刊《嘉定报》为代表。由于高度依赖官方印刷设施,当时的印刷活动相对受限。
随后,随着法国人创办的印刷厂相继涌现,南部的出版业逐步扩大,涵盖了以张永记、张明记、黄静果等学者为首的国语字书籍,以及各类法语刊物和华文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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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从传统手工方式向现代图书出版业的演进历程。
进入20世纪20至30年代,南部的印刷出版行业(尤其是国语字出版)迎来飞速发展。大型印刷厂汇集于西贡市中心,小型作坊则活跃在堤岸地区,专门承印各类诗集、文学作品及大众读物。
与此同时,北部地区直至19世纪末仍以木刻印版为主。直到20世纪初,随着文化学者阮文永与其法国合伙人杜福尔(Dufour)在此处创办印刷厂,国语字印刷才逐渐兴起。
阮文永先生出版了大量旨在推广国语字的刊物,其中以《三国演义》最为著名。1909至1910年间,他将该作品译成国语字,分拆成近百卷每周发售,行销全境。他还曾组织《三国演义》戏剧演出,以进一步推广国语字。

Above 印刷精美的文学作品书籍封面。
1910年,阮文永将《三个火枪手》译本在由他创办的法语期刊《我们的评论》中连载。在当时国语字出版受限的环境下,此举被视为一种“隐秘印刷”。直至1927年,这些译作才由他的中北新文出版社正式结集出版。
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北部地区仍处于汉字与国语字并行的阶段。直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民出版社、韩泉、梅岭、自力文团旗下的“时代”出版社,以及《风化》、《今天》等报刊的崛起,北部的印刷、出版与插画艺术面貌才发生了本质的蜕变。
出版思维的革新:从版权意识到市场营销
除了印刷技术的提升,受西方影响的出版思维也发生了深远变化。
首先是作者意识与版权观念的觉醒。以往的越南文学多为匿名,作者并不被视为出版重心。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起,印度支那政府规定出版物必须标明作者信息。从此,书封上不仅出现了源自法语的“所有权利保留”字样,还伴随着国语字的明确警示,如“禁止翻印”等。

Above 展示了各类色彩鲜艳的彩色印刷技术。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旨在吸引读者的市场营销手段。出版社开始策划折扣活动、推广参与出版的作者阵容,并印制书籍目录进行宣传。20世纪40年代的北部,出版社甚至发行了使用名贵纸张(如黄燕纸、凤黄纸、丝绸纸等)的珍藏版书刊。
此外,出版专业化还体现在对印刷色彩的精益求精上,特别是通过分色套印技术让色彩更加生动。展览现场还展示了分色印制样张及彩色印刷流程,让参观者深入了解当时的印刷工艺,即所谓的石印与锡印技术。
报刊插画与儿童书籍的发展
越南印刷业的发展也为插画艺术开辟了广阔空间。
虽然东湖画与金黄画在木刻版画时代便已存在,但将画作融入书页的做法早期受到限制。直到20世纪30年代,越南的报刊插画才达到了职业化的水准。当时,封面插画多由东洋美术学院的知名画家绘制,印刷上广泛采用了石印技术。

Above 丰富的图形艺术与视觉文化展示。
《知新》报是这一时期印刷与插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其报刊封面在不同阶段选用不同的手写字体,而非直接使用法国公司的成品字库,这种独特性不仅反映了当时审美思维的创新,更展现了艺术家的创造力。

Above 《知新》报展现了当时的图形艺术与视觉文化。
这一时期还兴起了图像报道的叙事方式。出版社甚至会为不同的丛书与系列专门设计独特的封面,以强化品牌识别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儿童审美与阅读文化开始受到重视。报刊中增加了各类游戏与解谜板块,诸如《花春》、《红书》等系列儿童读物应运而生。除翻译作品外,许多改编自民间文学的儿童读物也大量出版,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深远的教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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