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 收藏家与古董“vintage Cartier”腕表爱好者陈君豪在香港铜锣湾Galet Antique店中（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收藏家与古董“vintage Cartier”腕表爱好者陈君豪在香港铜锣湾Galet Antique店中（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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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钟表收藏家陈君豪（Albert Chan）分享了他为何青睐古董“卡地亚”腕表而非品牌的新款复刻，以及他从MB&F创始人Max Büsser身上学到的珍贵经营之道，并阐述了为何在收藏过程中，探索与追寻的乐趣远比最终的购入更加重要。
陈君豪（Albert Chan）选择在铜锣湾的Galet Antique与Tatler会面—这是一家充满古韵的古董家具店，比起香港的现代都市感，这里更像是一个旧巴黎的角落。他置身于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旧物之中，将四枚腕表轻轻搁置在一张雕花木桌上：一枚2000年产的饰有扭索纹表盘的卡地亚Cintrée腕表、一枚1970年代的巴黎原厂签名款，以及两枚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万年历腕表。“从远处观察，”他说道，“你一眼就能认出这其中两枚是卡地亚，绝不会认错。”
作为香港“The Horology Club”的创始成员之一，陈君豪展现出一种由几十年学习积淀而来的谦逊与真挚热情。虽然他对古董“卡地亚”的热爱始于三年前，但他的收藏生涯已横跨数十年—最初是从古董劳力士开始的。1980年代中期，陈君豪在《南华早报》担任记者，那是他初次涉足钟表界。一位摄影同事向他介绍了古董劳力士—确切地说是产于1920和30年代的“Prince”系列长方形正装腕表。其精致的装饰艺术风格，与后来称霸收藏界的运动腕表截然不同。
“自1990年代以来，这些劳力士表款一直被严重低估，”陈君豪说道，他提到了劳力士迪通拿（Daytona）和潜航者（Submariner）等被拍卖至极高价的型号，“收藏家们都涌向了劳力士的运动腕表，至今仍未回过头来看这些真正优秀的古董劳力士。”正是这种早期接触，激发了他对古董腕表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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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Shellman世界时三问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Shellman世界时三问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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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曾一度将这项爱好搁置，直到19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接触到了那个“为了对抗日本制造而诞生的瑞士品牌”：斯沃琪（Swatch）。该品牌创立于1983年，旨在生产高科技、低成本的腕表，并推出了陈君豪口中“极其疯狂的设计和生动的配色”。它们当时人气极高，品牌甚至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租下了店面。“我当时竟然为了买一块Swatch专门跑了两次巴黎。你敢相信吗？那时Swatch真的太火了。”
但陈君豪认为，该品牌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引领潮流：“Swatch拯救了整个瑞士钟表工业，”他说道。尽管该品牌的成功导致了一些老牌工厂的倒闭，但它让幸存的机械腕表制造商获得了更多关注。“我对收藏那个时代（198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瑞士机械腕表非常感兴趣，因为那是瑞士钟表业在石英风潮冲击下，依然坚持生产高品质腕表的奋斗时期。”随着瑞士钟表业从石英危机中复苏，其声望得以重振，但随后又面临了另一种由货币而非技术驱动的变动。
2015年1月，在欧洲金融危机期间，瑞士央行放弃了瑞郎兑欧元的汇率上限，导致瑞郎大幅升值，瑞士腕表价格亦随之飙升。为免流失客户，一家顶级制表商做出惊人举措。“百达翡丽经销商宣布将下调价格（在香港下调了7%）。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那不是卡西欧，不是Swatch，而是顶级中的顶级百达翡丽，竟然主动降价。”
当时陈君豪尚未拥有百达翡丽，于是他在授权经销商处登记，等待了约18个月后买到了第一枚。“那是在疯狂行情出现之前，”他提到2020年奢华腕表价格暴涨、供应紧缺时期，“而且我当时还额外获得了5%的折扣。这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
Above 卡地亚Cloche de Cartier系列限量版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卡地亚Cloche de Cartier系列限量版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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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向桌上那两枚百达翡丽腕表。“万年历腕表由百达翡丽于百年前首次推出，今年正是百周年纪念，所以我特意选出这两枚作品，”他解释道。“一枚来自1980年代，它极其纤薄且魅力十足，非常适合日常佩戴；另一枚是更现代的版本，虽然机芯基本相同，但为了更高效、可靠，已进行了工艺上的改良。”
“两枚腕表的设计都毫无疑问是百达翡丽风格……但它们反映了几十年来在美学与技术上的演变。那枚古董万年历是我个人的心头好，36毫米的尺寸堪称完美，即便以现代标准来看也丝毫不显过时。现代版本则更显运动气息，尺寸略大且价格昂贵得多，尤其是因为它采用了18K玫瑰金打造。”
他收藏了许多大牌腕表，包括更多的百达翡丽、劳力士以及卡地亚，但他对独立制表品牌同样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作品本身，更是因为在此过程中建立的深厚情谊。他最喜爱的是MB&F，即Maximilian Büsser创立的革命性品牌。“创始人每年大约会来香港一次，与我们这些收藏家见面，共进鸡尾酒会甚至晚餐。这在那些大品牌是不可想象的。你甚至连劳力士或百达翡丽的香港区负责人都不一定能见到，更别提见到那位坐在日内瓦的负责人了。但在这里，我们可以亲自见到Max Büsser，告诉他我们为何喜欢这些腕表，以及希望在他的未来设计中看到什么元素。”
“这种个人关系在业内是非常罕见的。当然，大品牌有其魅力—它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这是独立品牌所缺乏的。但独立品牌所具备的是创意、惊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财富。”
Above 卡地亚Basculante千禧限量版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卡地亚Basculante千禧限量版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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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深受那些汲取名牌精髓却又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的小众品牌启发：他拿出了他带来的“重头戏”—一枚由日本零售商Shellman制作的、带有珐琅表盘的世界时腕表，致敬百达翡丽Ref. 2523。但这一日本版本增加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复杂功能：三问报时。原版1950年代的百达翡丽曾在两年前的富艺斯拍卖会上以700万瑞郎成交。而这款日本复刻版价格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它内置的是石英机芯。但其震撼力却丝毫不减。”
尽管对非传统品牌情有独钟，陈君豪最近还是“逐渐远离了现代新款腕表。以前我总是密切关注所有新品发布，但现在我不再感到兴奋了。”他以卡地亚为例，向我展示了一枚来自CPCP（Collection Privée Cartier Paris）系列的Cintrée腕表，指着那饰有玫瑰图案的扭索纹表盘和经过特别镌刻的机芯说道：“这枚腕表产于2000年左右。然而两年前，卡地亚重新发布了Cintrée：价格非常昂贵，却取消了扭索纹表盘，甚至没有蓝宝石水晶表底。如果旧款在设计上如此卓越且价格远低于新款，我为何要去买新款呢？”这种感悟使他转而投向了他所称的“新古董表”（neo-vintage）。“创造力在哪儿呢？为什么人们在过去比现在更具创意？你不会看到1950年代或70年代的品牌在重新发布（早期时代的）表款，”他感慨道。
卡地亚也是他购买古董表时的首选，“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拥有如此丰富产品线的品牌，从一万美元的石英Tank腕表到精美复杂的顶级作品，应有尽有。该品牌卖的不只是机芯，而是艺术品。许多从1980年代到2000年间的古董作品，即使在10年、20年甚至30年后，依然不会过时。这是我筛选藏品时的核心标准之一。”
Above 百达翡丽万年历3940腕表与百达翡丽Nautilus 5740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百达翡丽万年历3940腕表与百达翡丽Nautilus 5740腕表（图片来源：Tatler Hong Kong / Iv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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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三年前是什么促使他回归古董腕表（尤其是古董“卡地亚”）的收藏时，陈君豪认为这既归功于古董表复刻的潮流，也源于某种更深层次的原因。“像卡地亚、江诗丹顿、伯爵这样的顶级品牌，它们都重新推出了自己最畅销的标志性表壳形状与设计。正因如此，人们才称卡地亚为‘异形表之王’。无人能仿效其精髓，也无人能企及。”
陈君豪为那些寻求投资古董“卡地亚”的藏友提供了实用的建议：“不要买圆形表款……世界上大约70%至80%的腕表都是圆形的；卡地亚不愿随波逐流，因此他们创作了独特的形状，这最终成为了其无可替代的品牌标签。”
尽管他对腕表有着非常明确的见解，但他对收藏的哲学归结为两条基本准则：“从卖方入手—信任卖方，找可靠的经销商。其次，检查其品相，如果能找到全套（含包装与证书）最好。如果找不到，那就等等。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他还制定了一条法则，以防止自己陷入疯狂堆积藏品的境地。“有著名的收藏家拥有600到1000枚腕表。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一个拥有600枚百达翡丽藏家的视频。他可能根本记不清每一枚的细节，更没机会去佩戴它们。所以我将自己的藏量限制在一定数量及总价值内。我只有在处理掉一些旧藏后才会购入新款；通过这种方式，我的收藏始终处于流转与更新中。”
那么，陈君豪的下个目标是什么？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一枚带有古董地图表盘的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Mercator腕表—他最心仪的是为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而特别创作的版本。“表盘上甚至印有一艘中国帆船（junk），”他说道。这款腕表限量仅30枚。“如果你错过了这30枚，你可能这辈子都难得一见。”
但对于一个并非在建造博物馆，而是与这些物件共生共处的收藏家来说—让它们进入生活，然后又放手让它们去往下一站—这正是收藏的魅力所在。“追寻的过程是整段旅程中最令人愉悦的部分，这很遗憾，因为一旦你找到了它，那便意味着终点。”当他小心翼翼地将每一枚卡地亚放回表盒时，他又扫了一眼手机。那枚江诗丹顿Mercator腕表依然在他的收藏列表里，等待着。而他的追寻仍在继续。
作为Tatler GMT腕表珠宝区域编辑兼内容主管，Amrita Katara专注于亚洲地区的奢侈腕表和珠宝报道，在编辑策略、专题写作和行业领袖访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曾任职于奢侈生活方式媒体和客户合作领域。Amrita常驻孟买，致力于将全球趋势与亚洲市场洞察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