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阮章贵回顾了撰写《街道指纹》的过程——这部著作通过结合信息调研、实地考察、访谈与速写,构建了一幅独特的河内文化地图。这也是他对于“街道指纹”的深度思考。
摘录:
“…每次去吃河粉,我都会特意嘱咐:“要肥牛,不要加味精。”然而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嘀咕:为什么会有甜味呢?
我留意到在摊位忙碌时,摊主经常随手撒一把味精进碗里。当我提出对于这种虚浮甜味的建议时,摊主们总说客人都习惯了这个味道。我心生怀疑,难道煮汤时已经放了一大把味精和调味粉了吗?在浇汤时再撒上一把生味精,或许只是为了营造出一种虚假的鲜甜暗示。
味精最初是日本人于20世纪初创造的增味剂,被称为“Umami”(鲜味)。20世纪20年代味精传入越南时,南圻地区的广告曾写道:“未添加前索然无味,只需洒入一点,便能产生如鲜肉般的甜美气息”,并建议放在餐桌上随餐食用,就像盐一样(《公论报》192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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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摄影:Mai Thương,记录关于“街道指纹”的文化探索。
在北方的补贴时期,味精成了营造鲜味、为贫乏的菜肴带来荤腥感的解决方案。记得小时候,我曾觉得很有趣,甚至把几粒味精放在舌尖上尝试那种不同寻常的甜。那种微麻的感觉留下了一种虚假、腥气的余味,与偷吃白糖时明确的甜味截然不同。我不再直接品尝,尽管我依然在这外来调味品的陪伴下长大。
味精很快成为河内的一种特色。作为补贴时期的配给物资,它成为了一代60后、70后的集体记忆,正如导致牙齿变黄的四环素一样,尽管味精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春节期间,家里若有一包印着碗图案和红色日文的味精,便是家庭富足的象征。人们像挑选茶叶一样,专门挑选比碎屑更粗的大颗粒。与太原茶一道,味精成就了当年的风流雅致,小包装的味精作为礼品,其价值甚至可与自行车或红壳电视机相当。它甚至进入了委婉语“味精颗粒”,指代战后时期像男人一样稀缺的珍贵之物。
如今,味精已不再时髦,被批评会掩盖食材的纯粹鲜味并引起神经过敏。但若弃之不用,又该用什么来提鲜呢?这让我联想到西贡河粉与粿条中的糖。那种甜味直接且明确,就像选美冠军亲切的笑容般容易辨识。若不喜欢西贡河粉中的糖,大可去掉,极易区分。
相比之下,河内的河粉汤底则因没有固定配方而显得神秘。为了让顾客安心,老字号河粉店坚持声称仅用牛骨、沙虫、高浓度鱼露或甘蔗、白萝卜来提炼自然鲜甜。然而,一位店主曾隐晦地表示,他们仍然会加几勺味精;当各种味道中和后,客人很难察觉到那种容易引起心理过敏的鲜味。当然,前提是店铺烹饪考究,而非直接使用市售汤底。

Above 呈现河内街头文化的视觉瞬间,揭示“街道指纹”的魅力。
小时候,我曾见过被压制成黄褐色方块的河粉汤块。除了浓郁的肉桂、八角、姜味外,它们还有一种若隐若现、类似味精的鲜味,营造出一种难以捉摸的阴郁甜味,让人在喉咙和神经上感到阵阵滞涩。为了解决这种余味,河内居民习惯了喝几杯热茶或纯黑咖啡,构成了经典的河内饮食组合。
味精依然常被中年人提及,作为对补贴时期集体空间的独特怀念。有人将其视为方便提鲜的工具,有人则视其为厨师为了“抄近道”而不愿慢火熬骨的偷懒之举。关于味精的争论,有时已超越了调味品本身,演变成一场关于价值观念的辩论。
我突然想到,这种非常“河内”的特质,本身是无法进行明确计量的。某家河粉店或某个米粉摊汤底那深邃的鲜味让食客沉迷,其奥秘确实神秘。尽管包装袋上写明了化学成分,但味精的鲜味依然像一位有时显得诡异的神灵,在街头巷尾的传说中徘徊。关于“街道指纹”的传说,往往始于模糊感。在河内,许多新的特征刚出现不久,便迅速占据了社区的记忆。它们可能逐渐被否定,但人们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替代品。难道人生真的离不开那种模糊的甜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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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构想:
每当我漫步河内生活与写作时,我都会想起每一个村落、每一条街道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例如,每当我来到金缕村、金江村,就会想起阮文超和阮辉铁这两位曾在那里生活的作家。这些城郊村落,包括我的外婆家,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的池塘、庭院已让位于公寓大楼和学生出租屋。每天,我目睹着旧砖墙的消失,以及在被填平的池塘上拔地而起的混凝土层。我的父母,作为阮辉铁那一代人,也已离世,为后来者让路。我将河内视为一个正在经历此类转折的关键角色。

Above 河内城市景观变迁中的细腻记录,映射“街道指纹”的痕迹。
由于河内的许多街区都在不断变化,无论是在景观、地名还是行政边界上,我在曾经熟悉的道路上行走时也会感到迷茫。尽管前人已经留下了不少关于河内的记录,但街道名称的变更也让旧信息变得支离破碎,难以与当下的河内形象匹配。每次阅读和撰写关于河内的文章时,我都要费力地试图将那些旧碎片与现代景观重新连接起来。
“街道指纹”试图重建这些联系,通过提供一个具体的框架来审视和记忆河内。人们自发地将河内划分为具有独特景观和生活方式的区域,如老城区、“南同军区”、“ chợ Mơ 军区”… 这些是城市的文化边界,潜藏在变动频繁的行政边界之下。试图通过结合文献知识、实地记录与个人体验在地图上确定这些文化景观,正是促使我开始撰写此书的构想,并以此探寻独特的“街道指纹”。
布局规划:
关于河内的诸多疑问和发现引领着我,促使我深入挖掘,并撰写成一篇篇长文,散见于各杂志之中。这些文章为本书提供了初稿。然而,当试图将其串联成书时,我不得不删减了一半的内容,修改并重写了许多篇章,过程之艰辛令我一度想要放弃。最难的是如何构建一条相对整洁的主题脉络,并将其结构化,以便在书中逐步揭示特定意图,从而在书写完成时能够圆满收官,无需再次重返。

Above 书中珍贵的手绘速写与文字交织,展现细腻的“街道指纹”探寻。

Above 捕捉河内街头巷尾的独特瞬间,呈现真实的“街道指纹”视角。
起初,我采取了一种略显野心的方法,即将城市划分成不同的“区块”,试图按部就班地逐一探索。但尝试后发现,这种方式过于枯燥,让我感到极其疲惫且缺乏创作灵感,读者恐怕也不愿阅读。一本旨在将城市的文化流变与今日人们联系起来的著作,需要通过情感路径触及读者,而非用傲慢的象牙塔语调将读者拒之门外。
因此,我尝试了另一种方式,即顺应社区的习惯与我个人的感知来书写。有些文化景观在河内的集体记忆中已相当清晰,如城南的 Mơ-Sét 地区,或禅光湖与竹白湖周围的园林区。也有一些景观以古人习惯行进的路线形式存在,如今已逐渐隐没,例如托沥河上的水路,过去曾连接着城郊村落与升龙古都。同时,必须考虑到与某种功能、乐趣或特定想象相关的沉积层,即城市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电、灯、路、树荫、美食、舞台、圣物等等。越是朝着这个方向做,我越发现那些分区是相互交织的,编织成了一个拥有相同运行机制与功能的城市网络,而非用僵硬的边界将它们隔离开。得益于此,我调研了某些街道多次,每次都带着不同的目的,每次都揭示了街道的一张新面孔。
资料查阅:
攻读研究生时,我已接触到研究方法、实地调查、访谈以及话语分析和历史背景分析等技巧,从而能以更宽广的视角审视过去的政治社会生活。背景分析法则需要大量的素材资料。

Above 摄影:Jean-Charles Sarazin,定格河内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之美。
每天,我都保持着持续记录与存储的习惯。每当遇到与河内文化相关的值得纪念的事情——例如,我受邀在一部关于“歌筹”的电影中出演配角——我就会借此记录下经历与素材,形成草稿以备日后撰写。当我开始深入调研时,我从熟悉的渠道入手,如报纸、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法国国家档案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等。另一个来源是个人收藏——我自己也收集了昂贵的旧乐谱。接着是照片,这是某物在某年出现在某地的证据。最后,则是那些曾经谈论或记录过该地点的人的言论。
实地走访:
为了撰写河内,实地体验是必然的工作。必须亲自前往,观察每座建筑的风格,观察进入的方式、在内部的移动路径以及周边的动向;因为不能完全依赖资料。例如,有些寺庙的习用名称与悬挂在三关门大门上的大匾上记录的汉字名称并不一致。此外,所谓的“四字构架”——如“升龙四镇”或“升龙四关”——实际上形成得相当晚,甚至是殖民时期历史文本堆砌的产物。后人往往倾向于将祭祀结构化,或在传说中添加各种信息层。我必须确切界定这些附加信息的年代。
实地考察时,我会精挑细选合适的人选进行访谈。访谈有时会成为陷阱:证人往往只记得被偏见筛选过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访谈仍非毫无意义:即使无法提供真实发生的证据,它们也能让我了解当前人们的感知。例如,Lủ 村(金缕村)的所有村民都告诉我,这个村只有阮Siêu先生,哪有什么阮文Siêu先生;尽管阮Siêu是错误的读法:中间的“文”字曾经相当重要,但不解为何近来人们习惯将其省略。总之,在未经多方对照之前,不能将信息视为确凿证据。
绘画速写:
阅读《街道指纹》,读者偶尔会邂逅我的速写作品。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我决定绘制速写以抵抗摄影的易得性——这种记录影像的方式太快,以至于让景象从感知与记忆中流失。与拍照不同,绘画迫使我审视整体空间,确定最重要的元素,然后将其解构为不同的层级,如树根、交叉路口、湖泊、街道等。同时也必须观察和感受每一个细节,观察每一棵树的树皮是粗糙还是光滑,树干形状如何,叶片如何。无意间,绘画帮助我深度感知了身边的空间,从而找到了连接每一章及整本书脉络的线索。我没有详细标注每一幅速写的具体地点,并让它们与文章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它们在书中不会显得像是插图,而是那条贯穿始终的脉络的一部分。
写作历程:
我的写作生涯主要围绕河内,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像河内人一样自然》(2004)或《吃河粉很难觉得美味》(2008)等随笔——属于我热衷于热闹写作的时期,知道什么就写什么。研究生毕业后,我了解了更多研究方法,并开始撰写关于河内新音乐的专著,如《河内歌唱的时光》(2018)和《爱国新音乐的青春期》(2022)。这是第二阶段:研究城市河内的意义创造机制。而《河内说那很平常》、《穿过城门的万千足迹》,以及《街道指纹》(2026),则属于第三阶段,即游记与考察写作。我期待这本新书能为第三阶段画上句号,也允许我暂时告别非虚构类书籍的写作,原因有二。

Above 摄影:Phạm Thành Long,聚焦河内街头的独特人文与光影。

Above 摄影:Giang Lê,捕捉河内城市肌理中隐含的“街道指纹”。
首先,我希望每一篇文章都能有新的话题,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这迫使我不断寻找更多的信息。每一条新信息又引出更多疑问,促使我必须追根究底。因此,我存储但尚未撰写的素材量不断增加,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总结方式来营造一种完整感。
有人说,既然积累了如此多的资料,我应该尝试走学术研究之路。我试过,但不喜欢。那条道路强迫人们按刻板印象去写,必须符合科学期刊所需的结构框架,使用合理且得体的表达方式,而非允许想象力与情感的扩张。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种风格。
第二个原因是,我感到自己还欠着小说写作。尽管我曾出版过小说集《在灯柱下倒一杯茶》(2013),但我感到必须写得更勤奋些,目前正在准备一本短篇小说集。回归小说写作并不容易,因为虚构与非虚构写作要求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当然,写小说很累,但换换口味也是好事。
文学与河内:
诚然,在过去,文学曾是构建与留存河内现实的重要手段。近来,文学逐渐滑出社会关注的中心,主要是因为它所依附的传播媒介已被更迭。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尚未发生,那时互联网才进入越南。当时,博客和论坛作为报纸与书籍的延伸而存在。我的写作也是在2002年凭借一个文学论坛起步的。情况直到2010年左右Facebook在越南占据主导地位才发生了改变。此后,社交网络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成为生产与消费快速内容的一台巨大机器。这种转变可以理解,过去有印刷资本,现在则是数据资本。如今,要求人们静下心来读完一本全是字的书是非常困难的。
作为大学讲师,我也看到学生们存在阅读资本的断层。且不论越南前几代人几乎必读的世界经典作家,如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即便是在越南经典作品如《翘传》中,能完整读完的学生也少之又少。忙碌和丧失专注力只是原因之一。至于另一半原因,在于《翘传》中的生活本质上是由尘土飞扬的现实与先人心中高远飘逸的憧憬所交织的网络,并与一系列其他作品相连,从游记、随笔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者们的诗集。只有在了解这些背景的情况下,对《翘传》的感悟才能达到足够的深度,否则它只是一段用来吟诵的华丽六八体诗。真的很少有人再有余力去吸纳这些了。阅读与写作的生活,因此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断裂。

Above 记录关于文化断裂的深思,展现探索“街道指纹”的复杂性。
另一个变量是社会各界,首先是各统治主体,关于构建河内文化话语的思考。从封建时代汇聚精华的帝都形象,到殖民时期带有文明与现代化价值的阶段,河内曾被赋予许多象征意义,营造出引人入胜的光环。在革命时期,我们也曾将河内描述为抵御帝国主义力量的首都,一个让人民在共同福利中平等生活的团结之都。这些是关于河内精神的传统象征,而如今,人们似乎仍在描绘一张尚未完成的新肖像。
尽管不再处于社会的关注焦点,文学依然是知识分子审视自己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一个社会正在共同重新定义的生活空间。有些事情是社交网络上的短内容无法替代文学的。举例来说,许多人常要求作家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冲在前面发表看法。但如果重温关于河内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作者并没有直接且单向地断言城市必须如此,或不能那样。相反,他们利用故事来重现生活的运作方式,旨在揭示无法通过断言完全传达的事实,那些需要读者通过想象力亲自去体验的真相。想象与生活,正是人类那些让我们依然需要文学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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