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or's View】專訪《左撇子女孩》導演鄒時擎：與Sean Baker的相遇、逗馬宣言類紀錄片的啟蒙、一部對台灣25年細柔觀察的電影

《左撇子女孩》是導演最早想拍的電影，只是當時時機未到，所以花了二十五年才真正成形。一切的起點，來自外公曾對她說過的一句話：「左手是魔鬼的手。」那句話像是種下了某種伏筆，而片中許多細節也源自鄒時擎的成長背景。導演分享：「像是電影裡有提到改名字這件事，其實是我第一次參加高中同學會時發現，全班幾乎每個人都改名了，只有我沒改。那一刻我覺得非常奇妙。」

電影中的三位女性主角，其實都是導演不同人生階段的影子。當她成為母親之後，再回頭寫這些角色，視角完全不同了：「我開始能更深刻理解母親的感受、壓力與溫柔。也因為如此，片中許多角色都或多或少有我的影子。」導演的家人、朋友也在電影裡出演。「原本也想讓女兒一起入鏡，但她完全不聽使喚（就像小時候的我一樣）。她是我這輩子唯一無法駕馭的演員。」

「我如果沒有在學校的剪接課遇到Sean Baker ，我也不會拍電影。 Sean Baker 沒有在剪接室遇到我的話，他也不會是今天的 Sean Baker。」

對鄒時擎而言，拍電影從來不是追逐成功的道路，而是一件讓她真正感受到快樂的事。「我沒有把拍電影當成賺錢的工具。一旦你把熱愛變成工具，就會變很累。拍戲本來就已經很累了。」她笑著補充。她成為 Sean Baker 的製片，各種大小事從頭做到尾，完完整整地「一起做一部電影」。她甚至會在需要的時候直接跳進現場演戲。「像《夜晚還年輕》那個角色，沒有人適合演，我就乾脆自己上了。」

鄒時擎和 Sean Baker 之間的一段經典合作故事，發生在拍攝《夜晚還年輕》時。當時籌資困難，預算有限。「Sean 一開始非常抗拒。」鄒時擎說，「他真的很在意這件事，一直問：真的要用 iPhone 嗎？」

但後來鄒時擎說服 Sean Baker ：「故事才是電影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故事了，用什麼拍其實不是重點。」最後，他們真的用 iPhone 拍了整部電影，結果不只可行，甚至意外地貼合這部片的靈魂。「因為我們一路走一路拍，像打游擊戰一樣。如果用電影攝影機，根本拍不出來。」

鄒時擎提到一個深刻影響兩人創作的共同啟蒙：逗馬（Dogme 95）宣言。「我們一起看的第一部，就是《The Celebration 那一個晚上》。那種震撼真的很難忘。」逗馬宣言，是1995年由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和湯瑪斯·凡提柏格首先發起的一項運動，主張電影回歸原始，而非著重在技術性，強調電影最純粹的故事與感動。

那部作品像紀錄片般貼近真實，完全遵守 Dogme 95 的創作規條：只能在現實場景拍攝、不能搭景、不能額外加入配樂，只能使用現場實際出現的聲音……所有技術都被抽離，留下的只有最赤裸的故事。鄒時擎說，那是她開始理解「電影性」並不依附華麗的形式，而是更原始、更透明的力量。

這份震撼深深刻在她的心裡，也自然流入她與 Sean Baker 的創作風格中。「那時候一起合作的第一部電影《外賣》，其實就有很多逗馬宣言的影子。大量田調、潛入非法移民的生活脈絡，讓故事從真實中長出來，而不是靠技術去堆砌。」

鄒時擎始終相信，電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替那些被忽略的人發聲。「我想拍的其實都是小人物的故事。」她說得很直接，也很溫柔。「因為有些人的生命，本來就值得被看見。你不認識他們，所以容易誤解；但當你理解了，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故事應該被更多人知道。」

這也是她和 Sean Baker 一直延續的田調方法：不是「模擬」某群人，而是真實地待在那個族群裡。「只有真的走進那裡，你才知道什麼叫生活。」從過去的作品中導演與劇組深入第三性族群、非法移工、住在 motel 裡的家庭，陪他們聊天、見證他們的日常。美國有一段時間正發生多起第三性仇殺事件，輿論冷漠、偏見橫行。「你不了解，就會害怕；你害怕，就容易憎恨。」但當你理解了，就會帶來同情，人就會變得柔軟。電影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在鏡頭之下，那些社會邊界的人，不再是標籤，而是完整的生命。

在談到未來的創作方向時，鄒時擎說：「我想要更專注在女性的視角、女性的議題。」在經歷了成為母親、拍攝《左撇子女孩》、成為導演、整理二十五年的生命碎片後，她感覺自己終於能真正主導、講述「自己想說的故事」。靈感可能來自旅行、也來自觀察。

她舉例近日在瑞士蘇黎世，聽到一個讓她久久無法忘懷的故事，來自一位六十幾歲的養老院地陪志工。那位志工經常到養老院探望失智、無家人探訪的老人。有一次，她遇到一位孤身的老太太。後來才知道，老太太原本有個丈夫，但某天丈夫發現妻子完全忘記了他，便無法承受這種「消失」，選擇走向安樂死，留下妻子一個人。「我聽到的瞬間真的覺得天啊……」她停了一下，語氣有著難以掩飾的震動。「太自私了。妻子失去記憶，他受不了，就自己走了，留下她一個人面對整個世界。」

她與志工保持了聯繫，也希望她能持續追蹤分享。對鄒時擎而言，故事的來源永遠是「人」。她希望自己能在每一次旅行中持續收集生命的片段。新的國家、新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痛苦與柔軟。「我想知道更多故事。有些故事這麼有趣、這麼有意義，不應該只存在某個角落。」她回到台灣後，也持續關注那些鮮少被說出口的故事像是新移民、長照悲歌後的不婚女性、時代夾縫中的女兒們。「我覺得還有太多人需要被看見，也有太多人沒辦法為自己發聲。」所以她能做的，就是把他們的故事拍出來，替他們說話。這是她身為導演的使命，也是一個母親、一個女人、一個創作者在世界行走後，最深刻的感悟。

對鄒時擎來說，台北永遠帶著某種熟悉的重量。「台北就是我長大的地方，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只有離開之後再回來，你才會發現視角已經不同了。「當你在一座城市住太久，很多東西會變得無感。可是當我從不同城市生活後再回到台北，突然覺得每一個角落都好美、好可愛。連小暗巷都覺得有故事。」

拍攝《左撇子女孩》的那段時間，她在路邊看見一條再普通不過的綠色柏油人行道，卻突然覺得它可愛到不行，一定要放進電影裡。「那時候美術跟我說：導演，所有台灣導演都想盡辦法避掉這個欸，這很醜耶！」她笑著說：「但這個才是台灣，這就是台北啊。你一看到就知道，這是我們的城市。」

而她心中的台北，不只是街景，更是台灣人的情感方式：含蓄、憨拙、卻深刻。「我覺得很多台灣家庭都是這樣，他們其實很愛彼此，但說不出『我愛你』。」她想起自己的母親，「媽媽很愛你，她會煮很多好吃的東西給你，問你有沒有吃飽。但要我跟我媽說『我愛你』？真的講不出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於是這座城市，也成了她想拍的故事，帶著愛與不會說出口的愛、帶著街角的小風景，也帶著每一條人行道藏著的情感記憶。而這，也正是《左撇子女孩》的底色，一部關於台灣、關於成長、關於那些說不出口但永遠存在的愛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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