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封面故事：杜超：以慈善连接世界，重新定义影响力

从“一件好事”变成“一生志业”

真正让杜超把“做好事”变成“一生志业”的，是盖茨基金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叶雷（Ray Yip）。 受访时，杜超不止一次提到叶雷，一位将他“引入公益的导师”。他坦言自己一度迷失，不知人生去向，关键时期，是叶雷的话点醒了他。叶雷对他说，你看Bill Gates在做些什么事情，Ray Dalio在做些什么事情——并且给他讲了一套关于“资源与责任”的逻辑，让杜超记了很多年。

“比如哪里发生地震了，Bill Gates先生不一定要去那边搬砖建房子，但是因为他的号召力，除了盖茨基金会第一时间拨款以外，他的号召力让世界马上把聚焦点能给到那边，这就可以更快速地把它解决掉。叶雷还讲了盖茨基金会如何与疫苗免疫联盟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消亡疟疾，普惠更多偏远地区的小孩。”

这些话听在这位念国际关系、身上有一种家国精神、对社会怀有更大热爱的年轻人耳里，马上引起共鸣。杜超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这样的事，“那么值得花精力、花时间去做”。不是亲力亲为地搬砖，而是用资源、号召力、位置和影响力，让问题更快、更有效地被解决。

杜超坦言，叶雷对他的触动很深，让他看到慈善的价值：“到现在为止，你跟我说谁是我的引路人，我依然很感念叶雷先生。” 杜超说，自己不一定非得成为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人，但他希望建立起软实力，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先把自己做好，是他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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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才三十七岁的他，拥有令人目眩的头衔和慈善履历，然而接触杜超后发现，他最动人的故事，不只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守护使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席委员会成员、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公益导师这些头衔里，也藏在他的日常当中。 有一年，他参加一场慈善晚宴。那晚拍品已经拍完，数额也超越了上一年，却有人还愿意捐十万人民币。他看大家热情还高涨，于是在台上继续号召，瞬间善款又多了。

那一晚的澎湃历历在目，杜超意识到，“对于慈善，或许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很些人把慈善狭隘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慈善需要一个相对公开的场合，让大家去分享。这样的场合是很好的催化剂，能够点燃他人内心对善的火苗。” 另一次，好友在美国办婚礼，对杜超说，等他过来以后，他们愿意把礼金的一半拿出来捐掉。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朋友除了接受大家的祝福，也觉得把爱分享出去，祝福和加持感会更强。这就好比你的孩子过生日，你为保护儿童一类的组织做点什么，这对孩子也是一个意义特别深，特别好的祝福。”

他不说教，不施压，而是从生活出发，抓住时机鼓动旁边的人参与慈善，自己去体验慈善的美好。他说过一句话，概括他所有的行动哲学：成功是把对的人在对的时间聚在对的地方，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见证自己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

“杜派”影响力创业

这种哲学，最终落地为他有份开创的风投机构Felicity Ventures。杜超以公司为平台，把国际资历与金融资源调动到世界需要的地方，践行深具“杜派”风格的“影响力创业”（impact entrepreneurship）。

这个定位并非偶然。它几乎是叶雷那番话的制度化版本：有资源的人不必亲自搬砖，但可以用资源让问题被更快地看见、被更有效地解决。杜超用商业的纪律做慈善、用慈善的使命做商业，让慈善解决眼前的问题，改变生命，改写未来。Felicity Ventures即是商业与善意、资本与使命、利润与影响这些看似对立的元素无缝融合，在世界上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迸发点。

当中不变的，是杜超的角色。他始终是那个连接者——把人脉、资历、资本，精准地投向那些值得被看见的问题。从UNICEF的儿童守护使者，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主席委员会，这些头衔落到他手中，便成接口。每一个接口通向一个特定的圈子，每个圈子都有可以被调动的资源，经由Felicity Ventures串联起来，在世界各地发出回响。

他的下一个连接点，锁定时尚和文化。他看到不同的奢侈品牌，各自关注不同领域，例如杰尼亚（Zegna）关注可持续环保，Tod‘s对文物修复投入更大：“我的阿姨刚刚加入LVMH董事会，经常也听她谈论可持续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品牌、文化还有可持续三者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结合的机会。”

他也提到Tatler，提到跨界，提到友谊。“可能接下来跟Tatler去尝试一些跨界和友谊的事情，大家携手去推动文化、艺术，发挥各自的优势。”

别人要费尽心力搭建的桥，杜超或许一通电话、一次饭局，就搭成了。看似不相干的人、事、资源，到了他手里，总能微妙地找到链接和可能性。听他盘点未来的可能性，旁边的我似乎看到宇宙随之响应，为他铺开一条越走越宽的路。

“就是我喜欢mix到一起！”杜超笑着回应。他前一天跟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朋友通话，对方刚好也提到他这一点。电话里，他把自己比作一个“future charity chief”——一个把各种尝试做到一起的人。

“做慈善也要创新。看似不相关领域的，可以找到相关的点，把它融合到一起。”他说，关于创新这件事，哥本哈根全球闻名的餐厅Noma给了他很多启发。

他又说了一个故事。2022年，他在深圳机场投放了几十块WWF慈善广告。一位集团董事长经过，主动对他说，旗下集团的logo是一个海豚，问杜超有没有海豚的项目——如果有，对方愿意支持。

一个从logo出发的合作点子，就这样送上门来，让杜超像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他坦言，此前从未想过可以从logo去寻找合作。如今多看到一种方式，找到多一个接口，他那原本敞开的心态又被拓宽了一层。

然而一个人越是愿意敞开，就越难免遇到不敞开的人、不敞开的事。

倒不如点亮光明

“曾经有个纪录片的项目，我们起了头，从财务角度上来讲是打平，但项目拍完就流产了。” 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遗憾，但他不气馁。他说，当时他个人能力还不足，虽然已隐约感觉到事情当中的矛盾点，但是因为年轻、经验不足，他没有在当下直面克服掉那个矛盾。

他也被人辜负过，虽然他没说具体是谁、什么事。他的理解是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肯定会遇到一些没办法同路同行的人，你只能去对内调整。但是与其诅咒黑暗，我选择点亮光明。”

他形容自己做事情“喜欢all in”，不太愿意给自己留退路。他相信，多努力一点点，结果就能向好多一点。因此“遇到春风得意的时候要坚持，遇到秋风还得坚持”。

信仰慈善，展望未来

正是这一再的锻炼，让慈善在杜超身上最终沉淀为一种“可持续”的执念。

未来他不再只是照着前面执行过的纯施与给予，更想从可持续方面切入，集结更多力量，让受助的机构更好地自我循环下去。目前来说，他更倾向于与那些口碑好、国际化程度高的机构同行——WWF、UNICEF——帮助它们把所需项目的资金补齐。

他也计划收窄焦距，从原来一个宽广领域，慢慢集中到两三个领域来深挖。

“同时，我会更多地打破地域，去跟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慈善家们合作，看看有哪些可以共同发展、共赢，能够联合去克服的项目。文化、教育、卫生这是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他的方向已经很明确。

因为看到每天需要帮助的地方太多，杜超也由此看到，个人力量还需积累和成长，持续壮大自己的力量是他努力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下一个落点，他暂时笼统地称之为“Future”。

“我和一些金融机构里负责慈善和可持续方面的朋友在聊，下个阶段，可能就是这些AI公司，或者一些更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对于慈善的参与感和主导权，接下来更好地去接力。我自己也要与时俱进，去了解这方面，然后期待未来能够跟他们在这个慈善领域上有更好的合作。”他说。

采访的最后，我们回到“命运”这个话题。

“我绝对是有使命感的。”杜超说，包括来到新加坡这件事，“感觉上已经比使命感更大了，就是命运的那种感觉”。

他疫情后到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新加坡，也在这里交到了许多很好的朋友。旁人对他说新加坡很热、很小，可他看到的是新加坡干净，重承诺，链接东西方，包容多元。在他眼里，这里就是第二故乡。

他说他没想过，那个在电视前打电话捐款的男孩，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别人问我说你信佛教还是信基督教，我说我比较信善。这些路，都是慢慢走出来的，但过程里那些际遇——遇到的人，突然想做的事，最终做成的事——会让你觉得人生挺奇妙、挺神奇的。我觉得应该符合你说的（命运）这样子的一种解释吧。”

采访完毕，杜超换装拍照。他配合摄影指导，一下看这，一下望那。灯打过来，他就微微侧头；摄影师说“再来一张”，他自在地换了个姿势。整个过程安静、高效，无需多余的调整。像访谈里链接资源那样，杜超精准地为画面找到了下一个角度。

镜头对着他，但他似乎并不太在意镜头——我想他已经看到快门按下以后的那张构图，看到他最可以发挥的位置。

不，他已经在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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