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9 月的一個晚上，我知道我必須逃跑。那一天，我們一起出去吃飯，我丈夫喝多了，當我們回到家時，他又開始言語暴力，他想吵架，只要我沒有回應，他就開始踢我，我大吼大叫，他不知道如何尊重女性，他把我推倒在地上就跑出去了，我給我的哥哥和父親打了電話，但都沒有人接聽，因為當時已經凌晨一點，他們睡著了。

無奈之下，我給住在倫敦的姊姊打了電話，她最好的朋友住在我家附近，他馬上就過來了，我帶著一件衣服就離開，再也沒有回到我丈夫身邊，幾週後，我回去收拾我行李，隔年 8 月，我們離婚了。一個月後，我移居英國攻讀 MBA，將我的人生重新推回正軌。

我認知到我的家人一直不離不棄是多麼幸運的，同時我又不斷想到：「我怎麼會讓自己處於如此絕望的境地？」

我也意識到受虐和離婚是一種恥辱，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其他人會試圖為我丈夫的行為開脫。一位工作中的男主管建議我應該再次聯繫，因為「也許他很抱歉」，而我的女主管拒絕讓我在離婚期間休假，因為這只是「人生的起起落落」。

我有很多遺憾，我對我的前夫的行為感到憤怒，但我也不斷貶低自己，我質疑自己為什麼嫁給他，我分析了為什麼我沒有早點離開，並責備自己居然允許這種情形發生。

在英國，我仍然不願分享我的故事，我不想讓大家認為我受到了傷害，我擔心如果我告訴任何人我經歷過的事情，我將永遠不會再被愛。我感到孤獨，因為我和所有人保持安全距離。

一直到我搬到新加坡工作，我才一時衝動在 Facebook 上發布了我的經歷，沒想到受到很多良性迴響，很多人與我分享了他們的故事，我也開始意識到現今社會得虐待規模有多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在東南亞，33% 的婦女和女孩受到親密伴侶暴力的對待，全世界 38% 的女性謀殺案都在親密伴侶手中。在孟加拉，婦女提起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只有 3% 被定罪，統計數據揭示了一個讓我徹底絕望的故事。

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害怕說出來會遭到報復，他們接受被污名化的痛苦，那些幫助他們的人可能會害怕他們也將處於危險之中，只有透過教育，才能打破虐待循環。

我們需要教導女性和男性，在一段關係中，虐待是絕對不被允許的，以及如何識別這些跡象並製定安全計劃。虐待的一個關鍵跡像是性格的突然變化，我記得我從外向活潑迅速變得孤僻，受害者往往看起來有壓力或痛苦，並會拒絕親友的關心。

在工作中，我的表現直線下降，當我的主管詢問時，我沒有答案。事後看來，我希望他們能跟進，為我提供一個安全、有保障的地方，讓我敞開心扉，這可能比告訴我的朋友更容易。

我面對的是來自朋友的尷尬、沉默，有些人想知道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但我都沒有回答，所以他們漸漸停止詢問，但我希望有一位朋友能夠明確告訴我：「如果你想聊聊，我一直都在。」

說了這麼多，我認清到我當時關上自己的心門，拒絕任何人進來。我的姊姊有發覺到有問題，但我沒有向她吐露心聲，我一直是她最親近的人，她總是支持我，我很高興在我離開前夫的那個決定性的夜晚，我選擇打電話給她，即使在不同國家，她也想方設法救了我。

如果你想要治癒傷口，你需要承認自己現在的心理狀態，你是一名倖存者，你經歷過虐待和創傷，並且，你決定不再接受任何暴力，然後，你需要承認你需要幫助才能繼續前進，包括來自朋友、家人和專業人士的支持。

我接受了諮詢，隨後接受了轉型指導，這幫助我克服了內疚、羞恥和自卑，並不再從創傷的角度看世界。我記得被要求給自己寫一封信，告訴過去的自己：這不是她的錯。

寫下你希望在六個月、一年甚至五年內實現的夢想，這個舉動最重要的是，讓倖存者充滿希望，我記得那一刻我意識到我無法改變我的過去，但我可以望向未來。

現在我要公開談論我的經歷，我最近錄製了一個 TED Talks，我在英國 Empaths Unity 組織的受虐倖存者研討會上發表了關於「應對受虐後的悲傷」的演講；並且成為「Walking Without Skin podcast」的嘉賓，該播客重點介紹了脆弱和克服逆境的故事。

2019 年，我成為志工，為受虐的年輕母親和兒童服務，由新加坡婦女組織理事會 (SCWO) 運營的 Star Shelter 因疫情暫停了志願者計劃，但我仍持續捐款。

無論是當面還是透過網路，我都希望盡可能接觸到更多人，如果有任何一名女性聽到我的話而不再感到孤獨，那就代表我正在幫助她接近安全和更美好的未來。

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可能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您想捐贈，請考慮以下組織：香港的RainLily ； AWARE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婦女援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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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LITA KARIM
• 編譯：HAYLEY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