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沒有一家公司和投資專家不知道ESG的重要性，鑑於環境、社會和管理三大因素已成為風險管理的必要條件，也日益成為道德義務，尤其是在涉及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牽一髮動全身，所有條件都是環環相扣的，因此，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公司重視ESG，這使投資者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但他們究竟如何做到這一點，仍然是一個不明朗、有爭議的議題。

就實際報告而言，評估影響力投資的績效相當困難，特別是考慮到項目通常位於發展中國家，但就可衡量性而言，此類投資具有巨大的優勢，「與上市公司相比，它們更容易衡量，」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亞太區投資服務主管加思·布雷格曼 (Garth Bregman) 表示，「它們的範圍往往相對狹窄，而且它們希望產生的積極影響會預先說明。」

對於上市公司來說，情況更為複雜，證券交易所更加要求ESG披露，但這樣做的壓力遠遠超出監管：來源過於廣泛，包括投資者、監管機構、政治家、供應商和公司本身，除了上市要求外，ESG評級系統也越來越多。

「就香港而言，在過去的18個月到兩年中，它受到了很多投資者的重視，」羅兵咸永道中國大陸和香港的ESG合夥人 Sammie Leung 表示。 「四、五年前，很多客戶都說『我們只做最低限度的』，而在過去的18個月裡，這變成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現在連國有企業都參與其中，沒有人想得到差評。」

世界經濟論壇ESG投資計劃的項目負責人艾米莉·貝利 (Emily Bayley) 表示，該論壇在ESG標準方面開展了廣泛的行動，但也滲透到了私營企業中。

「即使是非公開交易的公司也在製作報告，以提高他們對潛在員工的吸引力，並展現出他們是言出必行的，」她說。

瑞士信貸 (Credit Suisse) 亞太區ESG證券研究主管Phineas Glover表示，推動ESG的第一大力量是大資產持有者：主權財富基金和政府養老基金。「他們有長期負債和更高的ESG相關風險敞口，尤其是氣候變遷，這已經滲透到證券交易所監管機構、董事的核心法律義務和政府。」

在亞洲，也有來自世界其他地區對ESG要求嚴格的壓力：如果ESG披露不充分，公司就有可能錯過融資，而歐盟和美國公司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以確保其供應鏈的合規性。

「擁有歐盟或美國客戶的公司向其出口商品，如今，他們的客戶要求他們至少獲得某些評級，否則，他們將被取消作為經批准的供應商的資格，」Leung說。

香港自2016年起，強制要求上市公司進行ESG報告，但隨著2019年的報告修正案於2020年生效，它建立了一個被廣泛認為是世界領先的ESG報告制度。「香港和新加坡爭相成為亞洲的綠色金融中心，這是一場競爭，」Glover說。

有跡象表明，中國大陸可能正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2021年5月，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開始諮詢，這可能會導致報告要求的大幅收緊，這可能使該司法管轄區在ESG披露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鑑於中國產生了全球超過四分之一的碳排放，這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當我審視中國市場時，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上市公司缺乏信息披露，」Glover說，「但自2016年以來，中國永續發展的發展一直在穩步增長，這只是下一步，ESG投資在中國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存在巨大的成長潛能。」

除了所有本地上市規則之外，還有其他標準和評級系統的拼湊，這種碎片化對於公司和投資者來說會是一個主要問題。

「主要的挑戰是ESG沒有標準，但私人標準和管轄報告的要求激增，」貝利說，「缺乏一致性和兼容性。」

這是她的組織一直在研究的一個問題，世界經濟論壇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於2020年9月發布了標題為「可持續價值創造的通用指標和一致報告」的標題，這是ESG披露的通用標準。

「當有一百萬種不同的標準以不同的方式衡量事物時，公司不會認同，」Glover說，「而部分令人沮喪的是，這是一個新行業，人們正在接受這一點。」

對於如此複雜的公司來說，主要的負面影響當然是成本增加，事實上，這些額外的報告很可能成為一系列顧問、會計師和審計師的財富。

「很多公司不想要做出任何改變，他們對額外費用非常抗拒，」Leung說，「但也有一些公司明白不直面問題也不是辦法。」

挑戰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這一切都是新的，在許多情況下，傳統上保密的公司不太可能熱衷於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則是確定衡量標準。公司非常習慣於提供財務信息，雖然它可能非常複雜，但它主要是定量的：可以簡化為數字，但是，環境影響不一定是這樣。

「有一個根本的區別，」Glover說。「財務報告是一種結果，ESG通常是一種輸入。」

布雷格曼補充道：「你如何衡量溫室氣體排放？女性參與？員工待遇？如果你有報告標準，通常你希望它盡可能被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