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雍。（攝影／魏品禾）

在捷克居住了七年，斯洛維尼亞也生活了七年，集結了14年來的作品，張雍說若非遇見他的妻子安雅，兩人相識於他預備離開捷克返台前，接著進一步發展，這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相信生命中的徵兆，人生與攝影一樣，都是一種選擇的藝術。

所有被他拍攝的人全都深深影響著他，此次在學學白色空間展出約三百幅攝影作品，鏡頭中的人才是故事的主角，「我只是掛名的主角」，荒涼的邊境、無人的公社、枯樹或四處凌亂的垃圾，這些他所擷取的遠方風景，並非他旅途的目的，而是人與當下強烈的脈動，還有快門所能捕捉到的故事。就如《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系列，2015年接近年底，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三不管邊境地帶突然湧進大批難民，在半夜零下五度低溫中渡河，這些難民們逃離家鄉，一路從敘利亞、土耳其等地，路經希臘各國免受戰火威脅，然後輾轉前往西歐。就在張雍離居家不遠的邊境小鎮，他們在旅途中短暫的相遇，他形容自己彷彿是「故事中的接棒者」。

在早期《她們》精神病院系列，張雍長期在精神療養院Bohnice與被攝者相處，圍牆、身份、標籤一旦標示，人們便用異樣的方式對待，長達三年的時間，病患不再對他存有戒心，最後每次彷彿訪探認識的朋友；到最近難民系列中他則突破警戒線，混入難民群與之攀談相處，談著談著，發現這些人都擁有家人及不同的過往，真正說故事的是這些難民、流浪者。而最難拿捏的是距離，《她們》拉近了與病患情感的距離，何時按下快門靠歷練；難民系列發生的場景，離自己生活所在卻是如此的接近。

當眾人質疑於他總是以邊緣人為拍攝對象，張雍卻說，他們才是實際的當事者，所有自由世界的主流人士，不懂邊境排隊等待的滋味，也不知道憂鬱來襲時的焦慮感，才是感受核心的邊緣人，而人們正在呼吸的世界，才是問題的來源及癥結。他指出，在台北市府站見到一知名餐廳前的排隊隊伍，「自由世界的人也排隊，與難民排列過河，只是排隊的目的不一樣」。但張雍透過攝影，想傳達不是答案，而是透過照片丟出質疑及問號，身為一位好奇者、某種瘋狂程度的藝術家、以及一位在歐洲住了14年的移民，他想詮釋的是攝影師與人的關係，想訴說的並非這些人有多麼不同，而是人們脆弱的本質有多相似。

從難民系列，他想與全世界、特別是家鄉台灣分享這遷徙的故事，因為全都是移民的後代，不管是幾百年前或祖父輩時代，「人們始終在前行」，人類原本就具有移動的本能，鏡頭中的人在不斷前進中，或將是歐洲的新居民。在某種程度上，他認為這只是故事的開始，他所記錄的只是一個故事的中段，有如電影中的倒敘法，不管用何種方式，他思考著或許回到遷徙的起點，或去追蹤這些人的未來動向，如何在異地開展新生活，並期待有一天能再次遇見。為此，張雍特意在此系列展牆上留下一幅留白位置，盼望著有朝一日能補上失散的故事。

在他的鏡頭下，從來沒有拍過同樣的人，他總是嘗試去擁抱一個故事，且擁抱鏡頭後面的人。每張照片有它的安排，不管是視覺動線及故事性，他總是安排一個開放性結局。張雍是如此看待鏡頭，攝影師須非常真誠，同時負起責任，確保鏡頭另一邊，沒有人被誤會、或醜化，而他更是如此看待攝影與被攝者的關係，他們都處在同一個時空之中，其實是共同的作者，唯一的差別在於攝影師沒有入鏡而已。

對張雍而言，拍照是一種享受，他在日常生活中旅行，每一天依然如此度過。此次個展取名為「左心房右心室」，將他面對鏡頭前收集的故事，同時還有鏡頭後的私密生活，一併在同一空間展出，同一位攝影師卻擁有兩邊的生活。他記得當他拍攝難民系列時，每早送孩子去學校後，就前往邊境第一現場，當時妻子還懷孕，有時傍晚就回到市區，心情迴盪久久才能平復，就如同血液在兩邊串連流動，「真正的攝影家，應當是抱著相機睡覺」，攝影不只是項專業，更是種呼吸與存在的方式，須活在生活中每一個分秒之間。

未來機器人可能取代人們按下快門，如同停車場攝影機，他常在台北搭乘捷運感受這城市節奏的方式，發現竟然所有人都在看手機，攝影的目的不是方便，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不是機器能取代，這是人類生存在世的基本需求。《蒸發》系列中一對男女坐在椅子上相互擁抱，和《她們》兩位老婦相擁而泣，14年的累積，傳達的依然是人們的關係與故事，其實，攝影所在乎的就是那種情境。

特別獨鍾東歐這個區域，「我上輩子一定是斯洛維尼亞人」，命運的安排讓他今生再次相見，而他也是用同樣的情感與態度，看待所有被他拍攝的人，而東歐的生活純樸無華，可能許多人認為單調，但其精神及味道，卻讓他深深著迷。他舉捷克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作品《中魔的人們》，赫拉巴爾號稱最能傳達捷克的味道，他用文字，張雍用攝影，他期許能傳達出生活中最原汁原味的情感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