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新加坡裔美國人形容自己的成長過程是正常和悠閒的日子，並說他的寫作是從生活中汲取靈感，卻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

「我不是以奢侈的方式長大的——實際上恰恰相反，因為和我住在一起的祖父母並不是浮誇的人，」他說。 「但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一種安靜的優雅，以及我們所實踐的風俗和儀式的美，當我開始構思Tyersall Park時，這啟發了我的靈感。」

那時候新加坡的生活與今天大不相同，仍被深深地感受到其殖民歷史。凱文說，氛圍更加輕鬆，年輕人在學習方面幾乎沒有壓力。

關氏家族在那裡有著深厚的淵源。凱文的曾祖父胡先願是新加坡最古老的銀行華僑銀行（OCBC）的創始董事之一。他的外祖父Paul Hang創立了衛理公會天道堂（Hinghwa Methodist Church）。

他的祖父關伯謙是新加坡第一位受過西方培訓的眼科醫生，也是聖約翰救護隊的專員。他以在診所免費治療窮人而聞名，並因其人道主義服務而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封為爵士。

「他是一個謙遜、富有同情心的人，是夢想中的祖父的縮影，」凱文回憶道。 「我記得他如何跟我和我的兄弟從家中偷走，到山腳下的酒店吃雪糕，我們沒有告訴任何人。他曾就讀於愛丁堡大學，是個親英派的人。他的西裝剪裁無可挑剔，而且每天晚飯後都喜歡抽煙斗。」

關凱文的外祖母胡怡顏是一位優雅而專橫的女士，在家庭中更為傳統。她在講述年輕時的精彩故事時，展現了她溫柔的一面。 「她是她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少女，因美麗和獨特的風格而受到喜愛。」凱文說。

「每次她離開她在紐頓的家時，都會有一群男性愛慕者在門口等著她，他們會追著她的車，試圖向窗戶扔玫瑰和情書。」是她給關凱文灌輸了擁有中國血統的自尊和自豪感。因為凱文從他出生到搬到美國，都和他們住在一起，所以他和祖父母一直很親近。

就像他書中的楊氏、蔡氏和商氏家族一樣，關氏家族也有自己的傳統習俗。凱文清楚地記得，每年到了端午節做粽子——用竹葉包著各種餡料的粽子——的時候，他們家每年都會忙得團團轉。

園丁們會從竹籬上砍下葉子，然後將它們浸泡在水中。廚師們會準備一大桶糯米和不同的餡料——有些是甜的，有些是鹹的——然後馬拉松式的包粽子環節就開始了。到了周末，關家將把粽子分發給親戚和朋友。

「這是一種非常『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式的生活，」關凱文說。不上學的時候（他去了Barker Road的英華自主中學），人們可以看到他在戶外消磨時間，和朋友們在附近騎自行車。在那個年紀，他還沒有真正有關奢侈的概念。

「我在一間堆滿舊家具的老房子裡長大，我害怕天黑後下樓，因為一切看起來都令人毛骨悚然。」他說。 「當然，那時我還是個孩子，對祖父母定做的Huan Pao Fang並不欣賞。我很羨慕住在高層公寓裡的朋友，不是因為他們有錢，而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很酷——他們有電梯、滿牆的牆紙，車庫裡堆滿了老式勞斯萊斯和充滿異國情調的跑車。有一個屋苑甚至在花園裡建了一個停機坪。」

直到全家人去了美國，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那時候的特權。在美國，他的世界變成了一個郊區社區、小房子、沒有家務幫助、當然也沒有飛機在後院的世界。

雖然他的親戚中只有少數人在創意產業工作，但他的家族卻一直流淌著藝術天賦。凱文的父親學習建築學（最終成為一名工程師），他的母親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他的姑姑也是一名作家，並在1980年代為新加坡Tatler撰稿。如果他留在新加坡，他懷疑自己是否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也許他的命運會是在金融工作崗位上處理數字。

寫小說一直是凱文的願望清單上的一項。最初被歸類為「留著以後再做」，直到2009年他的父親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後，這變成「馬上去做」。凱文會開車送父親去看醫生，他們每天的談話內容，往往是那些仿似不太遙遠的往事，關於一個曾經是家的地方，關於那些他希望寫下來紀念的各種各樣的人物。

他說：「我的許多童年記憶都充斥在書中——阿姨們的聖經學習午餐會，到辛格夫人佈滿武裝警衛的珠寶派對，再到豪宅中一個滿是小鯊魚的池塘。」

「從一開始，寫小說就是我想為自己做的事情，以此來保存多年來在我腦海中滲透的記憶。

我的目標也是向世界其他地區展示亞洲的一面，而不僅僅是我們在八卦雜誌上讀到的內容——不僅僅是人們為了婚禮或愛馬仕包包上花費數百萬美元。我想描繪我熟悉的社會，一個受過教育的家庭、風格和品味，幾代人都在悄悄地過著他們的生活。 」

搬到美國對凱文如何看待和理解他所了解的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像Nicholas Young 這樣被送到英國寄宿學校的角色，儘管是亞洲人，但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化的世界觀，這與作者本人有關。 「我自己的觀點是一個局外人的看法。」

人們對《我的超豪男友》的反應五花八門。他的很多表親都很喜歡這本書，而且從一開始就一直支持凱文。有些叔叔阿姨們不太明白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凱文的頭號粉絲是他的媽媽，她在說服別人、甚至是陌生人買書方面做得很好（「她真的應該獲我的出版商發工資」）。

凱文還聽說過一些軼事，人們用他的書作為購物或飲食指南，或者在設計房屋或計劃婚禮時作為部分參考。

「一間位置非常偏遠的著名米其林星級餐廳，他們的廚師告訴我，很多人來這裡都說他們是通過我的書知道這個地方的。」他說。 「我的朋友Antonio Ruocco是一位涼鞋製造商，他在卡普里島經營著品牌Da Costanzo。他說，很多女人來到他的精品店，想要Astrid穿的那雙同款涼鞋。」

我們的談話轉向了《時代》雜誌最具影響力人物名單。 「我感到很震驚。」他說，他是在名單公佈前幾天通過電郵得知的。 「我覺得一定是他們搞錯了，或者也許有人在對我惡作劇。但幾天後它出現在報攤上，上面是吳恬敏編寫的優美文章——儘管幾天前我們還聊過天，但她沒有洩露任何風聲。」

上個月《我的超豪男友》在荷李活首映，現在凱文的名字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凱文與導演朱浩偉、演員和工作人員密切合作，尋找拍攝地點、選擇服裝，甚至幫助訓練演員使用正確的口音。

他親自找他認識的人借用獨一無二的珠寶和鐘錶，甚至還借了一件價值50多萬美元的勞力士Daytona Paul Newman Panda，來營造真實感。

「這部電影是荷李活第一部以亞洲情侶為主角的浪漫喜劇，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在主流娛樂中創造更大代表性的運動一部分。」他說。 「現在美國有超過2,000萬亞裔，人口自2000年以來增長了72%。

當我與國外的書友會交談，並分享最初對電影版權感興趣的製片人如何建議由白人女孩扮演Rachel時，女士們一想到荷李活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待她們就感到憤怒，以為她們只想看白人主演的電影。潮流真的改變了，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渴望看到新面孔和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