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杜可风说他更喜欢看书，而非摄影或电影。 「阅读给你一个想像的空间，而电影基本上告诉你要看什么，」他说。 「六十年代的悉尼是一个无政府状态时期。那种叛逆的精神仍然伴随着我——所有那种对平庸的拒绝，以及对『正常男孩』的定型，太无聊了。我讨厌它。我想离开。我读了很多有点边缘的、有点疯狂的东西。」 19 岁的杜可风渴望逃离那个偏远的环境，并成为了货船上的水手，很快他来到了亚洲，最终成为他与电影制作的第一个联系。

在台湾，他遇到了一位民族音乐学家，一位古代音乐学者，他给了杜可风一台相机，协助记录客家民族音乐。 「我们走遍了台湾南部美丽的绿草、稻田，看尽了蓝天和白花，那是记录在胶片上的。」杜可风说。 「（客家乐手居住的）传统小屋里光线不足。我们的眼睛会适应它，但相机不会。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看到的东西，相机没办法记录下来。我开始（探索）你认为你看到的与实际存在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与观众分享。」这对他后来的电影产生了影响。例如，在经典的《花样年华》中——这部电影被广泛认为是他和王家卫的共同作品，在杜可风掌镜的渲染中，普通的黑暗小巷和狭窄的公寓单位变成了一个亲密的、霓虹灯色调的空间，可供角色们以探戈舞的节奏，完成他们之间尚未完结的故事。

香港情缘

杜可风于1971 年首次来到香港，当时他只有19 岁，在海上漂泊维生。他又花了四年时间到处航行，最终才决定在这座城市安顿下来。香港广泛使用英语，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让杜可风看到了更广泛的亚洲文化。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普通话，在那里老师为他取名为「杜可风」，意思是「如风」，从而产生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语言打开了很少有西方人进入的社会大门，杜可风也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

「作为一名水手，我喜欢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这样的城市。但香港给了我太多太多。」杜可风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说。 「电影有关风水，就像你走进一家餐馆，坐在某个位置，因为那里感觉很好。我觉得在香港拍电影很舒服，因为这儿有很多有趣的空间，有特殊的氛围、质量、光线、颜色或纹理。有些东西正在倒塌；有些是新的；有些是色彩缤纷的，有些是更有诗意的，显得更灰白。对我来说，剧本是一个出发点，真正的过程是将演员们置于正确的场景，来处理正在发生的剧情，以便剧情推展下去，比剧本所写的更进一步。」

杜可风在20 多岁的时候制作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正如他现在随心回忆起的那样，「学校很贵，所以我离开香港去了台湾，因为我没钱了」。在那里，杜可风遇到了敢于实验的导演杨德昌和女演员张艾嘉。 「我们都是新浪潮年轻人之一，试图找到自己的声音。」杜可风说。编舞家林怀民正在创造现代舞的国际标准；杨德昌和张艾嘉试图制作出自己的电影。 「我们互相帮助，我正在制作个人电影，并与『那帮人』一起出去玩。」杨德昌和张艾嘉正在寻找摄影师来拍摄《海滩的一天》。这部在1983 年拍摄的电影采用非线性叙事，描绘了两个老朋友13 年后重逢的故事。

「杨德昌不肯妥协，想要引起轰动，所以他邀请了我（担任摄影），真的吓坏了制片商。我从来没有拍过戏，没有在拍电影时打过灯光，对『系统』一无所知，是一个『外国人』，而当时台湾政府想支持台湾艺术家。」杜可风说。他在《Like the Wind》中透露，「我们制作了这部电影，然后我获得了（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所以从那时起我就非常不信任奖项。」

碰巧的是，杜可风对打灯效果表现出一种超自然的本能，他的摄影机以诗意的方式捕捉了人物情感的敏感性，广受称赞。他的实验性风格和非常规的拍摄手法，无视当时的主流电影制作，并为杨德昌所开创的「台湾电影新浪潮」做出了贡献，并为他在香港电影界的经典作中注入了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在他与王家卫合作的电影中所看到的，例如1994 年的《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

杜可风之风格

这种在西方电影制作领域以外的成功，赋予杜可风强烈的创作独立性，以及对荷里活系统的怀疑，荷里活系统的制作通常由律师、保险公司或有特定视觉要求的导演控制。 「《重庆森林》是在我兰桂坊的公寓里拍摄的。」他回忆当时一时兴起，决定将自己的家变成场景，让他在片场睡了两个月。 「（在香港）有更多的自由。当处理我们无法控制的元素时，比如多变的天气，我们必须适应。」

对杜可风与香港的关系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自然是王家卫。杜可风是经过艺术总监兼服装设计师张叔平介绍，认识王家卫的。杜可风曾与张叔平合作过《花样年华》，除了张曼玉身着令人难忘的旗袍外，这部电影在从前以黑帮和功夫片为主的香港电影业，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美学浪潮，改变了西方电影对香港作为东方港口、拥有「三合会」和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杜可风的镜头深入这座城市的裂隙，深入了解香港的家庭主妇、上班族和新移民的生活，那种秘密和压抑的情绪。

杜可风和张叔平合作了六、七部电影后，张叔平建议他应该和王家卫合作。 「我尊重人们在这里的活力、正直和决心。」杜可风说。 「王家卫对我说的最重要的话是，『Chris，你懂得做的就只有这些吗？』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王家卫连续工作20 或30 小时很常见。 「我有我的极限。我不是（多次获得奥斯卡奖项的英国电影摄影师） Roger Deakins 或其他伟大人物。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对技术的东西也不是很了解。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任何想法。」杜可风说。 「还是我其实有呢？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吗？让我们试试别的，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应该经常问自己。这需要大量的精神能量，但你必须每次都维持住，因为在电影中，如果你犯了错误或失去了能量，它就会永远留在电影中。」

坚持下去

杜可风现在已经制作了100 多部电影，其中50 多部是中文电影。 「人们有时将香港作为占士邦（那种电影）的背景，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杜可风说。 「我是香港的一部分，我知道香港人的感受，这无关学术性，而是非常个人的。」

尽管如此，他说成为「鬼佬」（粤语中对外国人的称呼）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我没有文化包袱。」他说。从他位于荷李活道的公寓的窗户望出去，他继续说道：「我还是会迷路，或许我是在无意识中刻意保持自己内心的纯洁，这样每次讨论一个话题，为某个环境或一群人庆祝时，都有一种新鲜的体验。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有一个故事。如果你看看我和王家卫合作的所有电影，它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想法或主题的变体。但是我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风格。就在这片区域，我们在PMQ 元创方（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经活化后成为创意中心）拍摄了两部电影；沿路是我们拍摄《香港三部曲：开门见山、愚公移山、后悔莫及》的地方（一部以三代香港人交织而成，混合纪实与故事的电影）；那边则是拍摄《重庆森林》的地方。」

现年69 岁的杜可风与年轻人、首次担任导演的人一起工作，从中获得了快感，他们的经验和观点与他不同，并给他带来了谦卑。 「他们精力充沛，真的需要表达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它让我保持清醒和警觉。我为我制作的许多电影感到非常自豪，但我不能自满。我通常会说，下一部电影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5 月，杜可风离开香港，前往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和四川省参与创作一部新的经典史诗式电影。明年初，他希望回到墨尔本，为他的导演处女作《Immunodeficiency》开工，这部电影是关于一名被绑架的蜜蜂生物学教授，由Tilda Swinton 和Joe Odagiri主演。 「蜜蜂是我们对环境所做的改变、损失和（危害）的完美比喻。」杜可风说。这将是杜可风自2002 年电视剧《漫漫回家路》（HK translation）以来拍摄的第一部澳大利亚电影，他期待着接受新挑战，回到家乡与其他电影人合作。 「我已经50 年没有在澳洲生活了。我懂得香港，但我却不懂得澳洲。我很好奇我还有哪些地方与澳洲有关系。突破、扩展自己的经验，并有望成长为电影制作人的唯一方法，是在不同的项目上与不同的人合作。」

杜可风可能会说他「总是要去某个地方」，但这座城市的灯光总是会引领他回家。 「我不会离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