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杜可風說他更喜歡看書，而非攝影或電影。「閱讀給你一個想像的空間，而電影基本上告訴你要看什麼，」他說。「六十年代的悉尼是一個無政府狀態時期。那種叛逆的精神仍然伴隨著我——所有那種對平庸的拒絕，以及對『正常男孩』的定型，太無聊了。我討厭它。我想離開。我讀了很多有點邊緣的、有點瘋狂的東西。」 19 歲的杜可風渴望逃離那個偏遠的環境，並成為了貨船上的水手，很快他來到了亞洲，最終成為他與電影製作的第一個聯繫。

在台灣，他遇到了一位民族音樂學家，一位古代音樂學者，他給了杜可風一台相機，協助記錄客家民族音樂。「我們走遍了台灣南部美麗的綠草、稻田，看盡了藍天和白花，那是記錄在膠片上的。」杜可風說。「（客家樂手居住的）傳統小屋裡光線不足。我們的眼睛會適應它，但相機不會。那時候，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看到的東西，相機沒辦法記錄下來。我開始（探索）你認為你看到的與實際存在之間的區別，以及如何與觀眾分享。」這對他後來的電影產生了影響。例如，在經典的《花樣年華》中——這部電影被廣泛認為是他和王家衛的共同作品，在杜可風掌鏡的渲染中，普通的黑暗小巷和狹窄的公寓單位變成了一個親密的、霓虹燈色調的空間，可供角色們以探戈舞的節奏，完成他們之間尚未完結的故事。

香港情緣

杜可風於 1971 年首次來到香港，當時他只有 19 歲，在海上漂泊維生。他又花了四年時間到處航行，最終才決定在這座城市安頓下來。香港廣泛使用英語，這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讓杜可風看到了更廣泛的亞洲文化。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習普通話，在那裡老師為他取名為「杜可風」，意思是「如風」，從而產生了這部紀錄片的名字。語言打開了很少有西方人進入的社會大門，杜可風也漸漸愛上了這座城市。

「作為一名水手，我喜歡阿姆斯特丹和紐約這樣的城市。但香港給了我太多太多。」杜可風一邊說一邊擦著眼淚說。「電影有關風水，就像你走進一家餐館，坐在某個位置，因為那裡感覺很好。我覺得在香港拍電影很舒服，因為這兒有很多有趣的空間，有特殊的氛圍、質量、光線、顏色或紋理。有些東西正在倒塌；有些是新的；有些是色彩繽紛的，有些是更有詩意的，顯得更灰白。對我來說，劇本是一個出發點，真正的過程是將演員們置於正確的場景，來處理正在發生的劇情，以便劇情推展下去，比劇本所寫的更進一步。」

杜可風在 20 多歲的時候製作了他的第一部電影，正如他現在隨心回憶起的那樣，「學校很貴，所以我離開香港去了台灣，因為我沒錢了」。在那裡，杜可風遇到了敢於實驗的導演楊德昌和女演員張艾嘉。「我們都是新浪潮年輕人之一，試圖找到自己的聲音。」杜可風說。編舞家林懷民正在創造現代舞的國際標準；楊德昌和張艾嘉試圖製作出自己的電影。「我們互相幫助，我正在製作個人電影，並與『那幫人』一起出去玩。」楊德昌和張艾嘉正在尋找攝影師來拍攝《海灘的一天》。這部在 1983 年拍攝的電影採用非線性敘事，描繪了兩個老朋友 13 年後重逢的故事。

「楊德昌不肯妥協，想要引起轟動，所以他邀請了我（擔任攝影），真的嚇壞了製片商。我從來沒有拍過戲，沒有在拍電影時打過燈光，對『系統』一無所知，是一個『外國人』，而當時台灣政府想支持台灣藝術家。」杜可風說。他在《Like the Wind》中透露，「我們製作了這部電影，然後我獲得了（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所以從那時起我就非常不信任獎項。」

碰巧的是，杜可風對打燈效果表現出一種超自然的本能，他的攝影機以詩意的方式捕捉了人物情感的敏感性，廣受稱讚。他的實驗性風格和非常規的拍攝手法，無視當時的主流電影製作，並為楊德昌所開創的「台灣電影新浪潮」做出了貢獻，並為他在香港電影界的經典作中注入了自己的力量，就像我們在他與王家衛合作的電影中所看到的，例如 1994 年的《重慶森林》和《墮落天使》。

杜可風之風格

這種在西方電影製作領域以外的成功，賦予杜可風強烈的創作獨立性，以及對荷里活系統的懷疑，荷里活系統的製作通常由律師、保險公司或有特定視覺要求的導演控制。「《重慶森林》是在我蘭桂坊的公寓裡拍攝的。」他回憶當時一時興起，決定將自己的家變成場景，讓他在片場睡了兩個月。「（在香港）有更多的自由。當處理我們無法控制的元素時，比如多變的天氣，我們必須適應。」

對杜可風與香港的關係影響最大的人之一，自然是王家衛。杜可風是經過藝術總監兼服裝設計師張叔平介紹，認識王家衛的。杜可風曾與張叔平合作過《花樣年華》，除了張曼玉身著令人難忘的旗袍外，這部電影在從前以黑幫和功夫片為主的香港電影業，掀起了一股新的藝術美學浪潮，改變了西方電影對香港作為東方港口、擁有「三合會」和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杜可風的鏡頭深入這座城市的裂隙，深入了解香港的家庭主婦、上班族和新移民的生活，那種秘密和壓抑的情緒。

杜可風和張叔平合作了六、七部電影後，張叔平建議他應該和王家衛合作。「我尊重人們在這裡的活力、正直和決心。」杜可風說。「王家衛對我說的最重要的話是，『Chris，你懂得做的就只有這些嗎？』這句話一直伴隨著我。」王家衛連續工作 20 或 30 小時很常見。「我有我的極限。我不是（多次獲得奧斯卡獎項的英國電影攝影師） Roger Deakins 或其他偉大人物。我沒有上過電影學院，對技術的東西也不是很了解。我已經筋疲力盡，沒有任何想法。」杜可風說。「還是我其實有呢？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嗎？讓我們試試別的，對吧？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你應該經常問自己。這需要大量的精神能量，但你必須每次都維持住，因為在電影中，如果你犯了錯誤或失去了能量，它就會永遠留在電影中。」

堅持下去

杜可風現在已經製作了 100 多部電影，其中 50 多部是中文電影。「人們有時將香港作為占士邦（那種電影）的背景，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覺。」杜可風說。「我是香港的一部分，我知道香港人的感受，這無關學術性，而是非常個人的。」

儘管如此，他說成為「鬼佬」（粵語中對外國人的稱呼）是他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我不是在這裡長大的，所以我沒有文化包袱。」他說。從他位於荷李活道的公寓的窗戶望出去，他繼續說道：「我還是會迷路，或許我是在無意識中刻意保持自己內心的純潔，這樣每次討論一個話題，為某個環境或一群人慶祝時，都有一種新鮮的體驗。我們大多數人實際上只有一個故事。如果你看看我和王家衛合作的所有電影，它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想法或主題的變體。但是我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風格。就在這片區域，我們在PMQ 元創方（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經活化後成為創意中心）拍攝了兩部電影；沿路是我們拍攝《香港三部曲：開門見山、愚公移山、後悔莫及》的地方（一部以三代香港人交織而成，混合紀實與故事的電影）；那邊則是拍攝《重慶森林》的地方。」

現年 69 歲的杜可風與年輕人、首次擔任導演的人一起工作，從中獲得了快感，他們的經驗和觀點與他不同，並給他帶來了謙卑。「他們精力充沛，真的需要表達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它讓我保持清醒和警覺。我為我製作的許多電影感到非常自豪，但我不能自滿。我通常會說，下一部電影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5 月，杜可風離開香港，前往中國西南部的雲南和四川省參與創作一部新的經典史詩式電影。明年初，他希望回到墨爾本，為他的導演處女作《Immunodeficiency》開工，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名被綁架的蜜蜂生物學教授，由Tilda Swinton 和 Joe Odagiri主演。「蜜蜂是我們對環境所做的改變、損失和（危害）的完美比喻。」杜可風說。這將是杜可風自 2002 年電視劇《漫漫回家路》（HK translation）以來拍攝的第一部澳大利亞電影，他期待著接受新挑戰，回到家鄉與其他電影人合作。「我已經 50 年沒有在澳洲生活了。我懂得香港，但我卻不懂得澳洲。我很好奇我還有哪些地方與澳洲有關係。突破、擴展自己的經驗，並有望成長為電影製作人的唯一方法，是在不同的項目上與不同的人合作。」

杜可風可能會說他「總是要去某個地方」，但這座城市的燈光總是會引領他回家。「我不會離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