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 蔡國強與鄧文迪攝於蔡國強位在紐約的工作室。(Photo: Russell James for Tatler Hong Kong)

蔡國強以爆破煙火藝術抓住了全世界的目光,但如果少了他最強而有力的幕後推手鄧文迪,可能也就沒有今日的蔡國強。

鄧文迪(Wendi Murdoch)對許多事物都充滿熱忱,像是時尚、美食和電影,她對科技也很有興趣,從矽谷到上海的熱門新創公司,她都可以如數家珍、隨時講出他們的現況和數據,但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鄧文迪對藝術的熱愛程度,和爆破藝術家蔡國強不相上下。「我收集了很多蔡國強的作品。」她以語速很快的英文說道,「我的客廳、臥室、走道上都放滿這些作品,美國的家和中國的家都有。我喜歡有他的藝術作品在身邊,它們讓我感到開心。」她停頓了一下,然後接續說道:「我很榮幸能與他合作。」坐在鄧文迪身旁的蔡國強,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

在Covid-19疫情席捲紐約前,我們才剛在蔡國強位於紐約東村的工作室裡進行採訪。自從1990年代中期亞洲文化協會邀請他參加美國的居留計劃以來,蔡國強就在這個氣氛融洽、完美無缺的工作室中,做著後來讓他一戰成名的煙火登天大夢。蔡國強和鄧文迪的幾次合作都是在這個工作室中發想出來,他們一開始是朋友,後來鄧文迪成為蔡國強的作品收藏家暨最大贊助商之一,也正是在工作室裡的這張桌子前,他們拍板決定拍攝紀錄片《天梯:蔡國強的藝術》。這部由鄧文迪製作的紀錄片,記錄了蔡國強數十年來挑戰自我、達成夢想的過程,他創造了一個500公尺高的「天梯」,在煙花綻放的一瞬間,彷彿連接了天堂與人間。這部影片在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獲得熱烈迴響,後來被Netflix收購,並於2016年發行上映。

隨著《天梯》的成功,鄧文迪將蔡國強引薦給不少藝術收藏家、博物館館長和各界友人,對他的事業帶來實際而有力的支持。「不論她人在紐約還是其他地方,文迪身邊總是圍繞了很多朋友。」蔡國強說,「她有一股能凝聚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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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Photo: Russell James for Tatler Hong Kong

疫情使得鄧文迪必須暫停緊湊的社交生活,但她仍然和蔡國強定期保持聯繫。「我們每週會進行Zoom會議。」她在後來的電子郵件中提道,「在歷經了一整個夏天的隔離後,我們見面吃了頓午餐。不過對於像蔡國強這樣的藝術家來說,一段時間的獨處沈澱倒是很重要的。」

今年對蔡國強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他正著手規劃三項大工程。他謙虛表示,其中一個計畫預計是在今年冬天,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慶祝600週年紀念;另一場可能是在香港M+舉辦,接下來即將開始動工。談話間,每一次蔡國強想謙虛帶過大事件時,鄧文迪就會忍不住插話,迅速幫他補充籌備中的新計畫有多厲害。「他在準備2022年的中國冬季奧運會。」她說道,蔡國強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以滿城絢爛的煙火表演享譽國際,但他表示現在還無法透露自己在2022年奧運會上的確切角色。「他總是這麼謙虛。」鄧文迪對著一旁蔡國強的妻子吳紅虹喃喃說道。

蔡國強的謙虛,是鄧文迪在他身上第一個觀察到的特質。「2002年在倫敦皮卡迪利街上的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蔡國強正在做一些很酷的項目,一個爆炸計畫,我們的共同朋友——知名燈光設計師Arnold Chan介紹我們彼此認識,我被蔡國強藝術作品中的美給震懾,但他本人是如此冷靜、淡定。」鄧文迪回憶起他們初次會面的場景。

蔡國強與鄧文迪一見如故,並且也從一開始就感受到了她的火爆個性。「一見到她,我立刻感覺她好像是一個我很久沒見過的老朋友。」蔡國強形容,「她的個性就跟炸藥一樣。」

鄧文迪笑著問道:「閃閃發光嗎?」

蔡國強想了想,「能量十足。」他答道。這無疑是一位爆破藝術家,對一個人能給出的最高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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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鄧文迪身著Balenciaga洋裝、Diamond Foundry項鍊、Alexander Wang耳環,可於Albright Fashion Library上購入。(Photo: Russell James for Tatler Hong Kong)

找尋靈感

這位62歲的藝術家蔡國強來自泉州,他從青少年時期開始畫畫,起初是西方油畫、水粉和水彩畫,但過了幾年,在蔡國強20幾歲時,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天職——用火和火藥將圖案燃燒到油畫中,製成新的藝術品。蔡國強早期的實驗還不甚穩定,創作結果時常難以預測,但這種不確定性深深吸引了他,他一直以來都對於土、水、氣、火等自然元素的無常力量感到著迷,對未知世界既崇敬又畏懼的矛盾之情,回過頭來成了啟發他的靈感之一。

1989年,畫布和帆布上已滿足不了蔡國強,他轉而投入更大型的「爆炸事件」,以天空為底,用火藥作畫。蔡國強在當時東京居住地附近的一條河邊,架起了一座蒙古包,並將它炸毀,這是他的第一件作品:《第一號外星人計劃 — 人類的居所》。如同作品名稱所揭示,蔡國強並不只是藉由這些作品來娛樂地球上的人們,他同時也希望爆炸帶來的亮光和聲響,能引起他所謂「看不見的世界」的注意,在這個未知的世界裡,或許住著宇宙他處正在觀看我們的神靈或外星物體。

蔡國強會接觸到煙火技術還有另外一些更實際的原因。火藥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在西元800年左右被發明,而蔡國強的家鄉就是鞭炮的主要製造中心。他記得小時候同學來上學時,手上都會有填裝鞭炮時沾染的紅色印漬,他將此視作是當代藝術中一個未經深究的領域。「每個人都可以畫畫,但沒有人可以畫到像他那樣。」鄧文迪說道。

評論家、策展人對蔡國強的看法,亦和鄧文迪有志一同。1990年代晚期,蔡國強為大型博物館設計煙火表演項目。2002年,他受紐約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委託,創作了一場爆破藝術《移動彩虹》,這段位在東河之上、長達一分鐘的彩色煙火秀,是自九一一恐怖攻擊以來,該城首次批准施放的煙火表演。蔡國強將彩虹作為一種象徵,代表著這座仍在哀悼的城市,心中所懷抱的希望與復甦。2003年,他用粉紅色和白色的火花點燃倫敦的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和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幾個月後,為了紀念紐約中央公園成立150週年,他在曼哈頓上空燃起兩圈火焰,彷彿為這座城市畫下一道護身符,而這次創作也成功驚艷了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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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2014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九級浪》開幕式爆破表演:《輓歌》。(Photo: Lin Yi, courtesy of Cai Studio)

一生的夢想

2008年,中國政府任命蔡國強為北京奧運會視覺特效設計總監,在此之前,他從未遇過這麼大型的創作規模。「我壓力很大。」他坦承,「這不再是我個人的藝術作品,而是代表整個國家。2008年奧運,我的目標是透過這個計畫,讓中國與奧運會更加國際化、藝術化和現代化。」數字驗證了蔡國強的抱負,他成功了。全世界有20億的觀眾收看這場點亮中國首都的驚奇演出,巨大的金色火焰在空中畫出腳印的形狀,走過天安門廣場、走過紫禁城,抵達鳥巢體育館後,在無比絢麗的彩色焰火和觀眾沸騰的情緒中結束。「我太驕傲了!」鄧文迪激動說道,「不只是我,所有群組裡的家人、朋友都替他感到驕傲。我們根本是蔡國強粉絲後援會。」鄧文迪表示。

這場演出獲得國際一片好評,儘管如此,蔡國強心中仍然有一個做了21年的夢:天梯。過去這些年來,蔡國強在不同地點嘗試過好幾次天梯的計畫,但受到天氣或恐怖攻擊威脅的阻撓,他總是未能如願。2015年,蔡國強決心要完成這個計畫。他將《天梯》獻給當時已經100歲的祖母,而當蔡國強告訴鄧文迪這個計畫時,她認為這會是一部紀錄片的絕佳題材,「我認為這個故事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鄧文迪說道,「這個故事裡有蔡國強對祖母的敬愛、中國文化的薰陶、東西方的藝術連接,以及他善於凝聚人心的力量,這會是一個很棒的故事。」鄧文迪表示。

蔡國強很習慣面對鏡頭。學生時期的他曾當過演員,在武打電影中出演配角,另外,他也很常用影片記錄自己的爆破創作。「因為我的藝術作品是瞬間的,它一出現就消失了,所以我從1990年代就開始用影片記錄我的作品。」蔡國強解釋,「住在日本的時候,我很幸運能請到荒木隆久來拍攝我的作品。後來夏珊珊加入了我們的工作室,持續拍攝我的作品至今,但文迪是唯一可以促成《天梯》這部紀錄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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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1 of 2 蔡國強的《天梯》(2015)是鄧文迪此次製作紀錄片的主題。 (Photo: Wen-You Cai, courtesy of Cai Studio)
Photo 2 of 2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煙火表演《歷史足跡》。(Photo: Hiro Ihara, courtesy of Cai Studio)

鄧文迪組了一支世界頂尖的團隊,包括奧斯卡最佳導演Kevin MacDonald和製作人Fisher Stevens、Bennett Miller。「這些人都是很有個性的藝術家,包括我自己也是。」蔡國強坦言,「我們都有各自的意見和想法,只有文迪有能力把我們召集成一個團隊,努力達成共識。」藝術家說道。

鄧文迪很擅長推崇朋友,但鮮少提及自己的功勞,「我是一個親力親為的製作人。」鄧文迪僅這樣形容自己。蔡國強替她補充發言:「文迪能夠將來自不同領域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在這個人們已經習於單打獨鬥的時代,這點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連結與投資

「我喜歡和人群互動,也喜歡將人與人之間互相連接起來。」鄧文迪表示。談到人際社交,鄧文迪可是一位傳奇人物,她是Ivanka Trump和Jared Kushner的媒人,也促成了樂壇重量級人物Lyor Cohen和模特兒出身、現在是佳士得亞太區副主席的李昕,在後者這對佳偶於紐約薩格港(Sag Harbor)舉行的婚禮上,蔡國強就送上煙火作為新婚賀禮。

鄧文迪超強的牽線能力,在商業交涉上同樣展現傑出才能。2014年她與全球媒體鉅子Rupert Murdoch離婚後,鄧文迪將自己重塑為投資者的角色,尤重科技產業的發展。她是Uber和Snapchat的早期投資者,現在則擁有科技導向的健康保險公司Oscar,和其他幾間前景看好的新創公司。「我是一個心胸開放的人,永遠都對新事物、新技術感到好奇。」鄧文迪說道。除了對產品、科技好奇,鄧文迪對這些公司成員本身亦相當有興趣。「我的朋友Anne Wojcicki創辦了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我在11年前認識她,從那之後我們就成為好友,雖然我對遺傳學一無所知,但倒是很想有進一步的了解,所以就投資了她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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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鄧文迪身著洋裝 by Sacai,靴子 by Fendi。(Photo: Russell James for Tatler Hong Kong)

鄧文迪隨後也展現了她對藝術和科技的興趣。有一次她告訴俄羅斯裔美籍商人Dasha Zhukova,如果有一天,打開電腦就可以看到藝術品的即時銷售數據,那該有多好?於是她們和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畢業生Carter Cleveland、前佳士得高層Sebastian Cwilich合作,於2009年共同創辦了線上藝術市場Artsy,實現了她心中的構想。「當前的藝術生態是,如果你有錢,你或你的藝術顧問可以透過展覽或拍賣會購入藝術作品,但這是一件非常狹隘的事。」鄧文迪說道,「我們想要讓世界各個角落的所有人都能接觸到藝術,而科技使之成真。」

每個人都可以畫畫,但沒有人可以畫到像蔡國強那樣。

- 鄧文迪 -

Artsy創立初期,鄧文迪接到的第一通電話是立刻投資下單的Larry Gagosian。此外,她還吸引了許多其他支持者,包括科技業金童Joshua Kushner、開雲集團首席執行官François-Henri Pinault和當時的Google執行長Eric Schmidt,以及幾位來自中國的主要投資者。如今,幾乎所有最重要的畫廊都透過Artsy線上販售,該平台也定期與頂級拍賣行合作,月銷售額約為2,000萬美元。「我們在紐約SoHo區有200位員工,Artsy已經成長到我們雇用了專業的執行長Mike Steib來管理它。我很期待看到它成為一個成功的國際大型藝術平台。」鄧文迪說出自己的期許。

展開對話

鄧文迪在社交圈內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當我的中國朋友來到紐約時,他們常會見到我的美國朋友。」鄧文迪說道,這些會面通常自然而然發生在她紐約第五大道頂層公寓的晚餐時間,鄧文迪會根據母親的食譜下水餃。有時她會刻意將企業家與潛在投資者放在一起,但主要目的是為了激發思想交流,讓人們從彼此身上互相學習,所以時尚設計師旁邊可能坐著商業大亨,藝術家旁邊可能坐著科技巨頭。「蔡國強也會這樣,他在自己的工作室中舉辦午宴。」鄧文迪說道。

的確,每到午餐時間,蔡國強工作室中的同仁,包括他自己在內,會坐下來和大家一起吃吃午飯。餐桌上通常是傳統中菜,常見的菜色包括冬瓜湯、炒百合、油炸蓮花和皮蛋。蔡國強經常邀請客人加入他們的午餐,從政治人物到科學家,大家都曾上過他的餐桌。和鄧文迪的晚餐聚會一樣,蔡國強將這些聚餐視作人們自由發言和建立連結的機會,「他做午餐,我做晚餐」鄧文迪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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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Photo: Russell James for Tatler Hong Kong

兩人之間還有其他相似之處。他們都很喜歡運動——鄧文迪一週運動五天,蔡國強則是天天運動。他們初次見面時,兩人發現他們在SoHo的住宅僅相隔幾個街口,不過後來鄧文迪搬到了紐約上城。再來,他們都有兩個女兒,且都以中文教育撫養長大,「我們的孩子一起上中文課,蔡國強還幫我的女兒上繪畫課。」鄧文迪開心表示。

鄧文迪和蔡國強都在中國的省會城市長大,蔡國強住在東南沿海的泉州,鄧文迪住在工業大城徐州;兩人的父母都是中階管理人員,蔡國強的父親經營一家國營書店,鄧文迪的父親管理一家工廠,過去,兩個家庭都曾經歷一段艱辛的日子。鄧文迪兒時家裡沒有熱水、冰箱、電視和電話,每天晚上七點一到,大樓的電源就會關閉,家中頓時陷入一片漆黑。「小時候的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過上今天這樣的生活。」鄧文迪表示,「這一切都超乎期望,太不可思議了。」

鄧文迪和蔡國強也都對自己的中國根源感到驕傲,儘管常年旅居在外,卻都定期返鄉探望家人。他們在北京的住所僅相隔幾條街,但飛遍各地的經驗讓他們明瞭,現代世界早已打破疆界,世界各地都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在中國有房子、在紐約有房子,到哪都可以工作。」鄧文迪說道,「蔡國強在世界各地都能得到靈感的啟發,我個人則是投資了中國、美國和歐洲的科技公司。我的小孩是澳洲與中國混血,她們會講中文、在紐約接受教育、暑假則到中國工作。我們是世界的公民。」

這樣的觀點也反映到蔡國強接下來在北京的展出。2017年,他發起了名為「一個人的西方藝術史之旅」計畫,紀錄了他在世界各地、創作在畫紙或帆布上的火藥創作,地點從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Pushkin Museum)、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Prado Museum)、拿坡里國立考古博物館(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到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Uffizi Galleries),每一項創作都受西方藝術史上某個時期的人物或社會運動啟發。「我藉此追溯西方歷史,從希臘羅馬時代到中世紀,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巴洛克藝術時期,再到現代主義和社會主義。」蔡國強解釋,「在這個展出中,我把來自不同文化的歷史軌跡看成是我的遺產,也把不同文化影響之下創作出的作品當作我的遺產,而這種遺產並不屬於國家,它是屬於世界的。這是我與文迪分享的世界觀。」故宮博物院的展覽將是該項目的高潮,將蔡國強所有受歐洲歷史啟發的作品帶回北京的歷史中心,該系列反映出蔡國強的遊歷世界各地的心得與經驗,他希望能夠藉此鼓勵大眾,從不同的人民、文化和國家中汲取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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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鄧文迪身著Sacai洋裝、Atalante耳環。(Photo: Russell James for Tatler Hong Kong)

下一個天梯

蔡國強在香港M+的展演也有類似的意義。「我在世界各地工作過,但就是沒在香港工作過。」蔡國強說道,「香港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家鄉有很多人會從香港帶回雜誌、故事和最新的消息,功夫片也影響我們很深,像是我的作品中就融入了武術精神。」他接續說道。正在協助蔡國強舉辦香港展演的鄧文迪,結婚之前曾住在香港,並擔任過福斯傳媒集團(Star TV)的副總裁,「香港聚集了很多聰明、有趣的人。」鄧文迪說道,「蔡國強的香港展演非常重要。」

某種程度上來說,蔡國強和鄧文迪正在回到最初的起始點。他們所合作的第一個項目將兩人帶回了生長的家鄉;第二個計畫則將他們帶到了靈感啟發之地,但雙方都無意過度沈浸於回憶中,因為他們永遠在想著下一步要往哪走。「我們挑戰彼此,要做得更多。」鄧文迪說道,「天梯就是這樣,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代表著不可能的任務,但我們總是自問:天梯之後的下一步,要通往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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